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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债务及财产的认定和执行

对于夫妻一方作为被执行人，能否追加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一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的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对追加夫妻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的情况及程序作了规定，当然由于该规定为征求意见稿，并不具备现实的法律效力。但我们可以依据上述征求意见稿为骨架来设立如何在执行中追加夫妻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以解决执行实践中所存在的大量类似问题。与夫妻财产相关的其他规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所作的两个解释。
如果被执行人为夫妻二人，则可以直接执行夫妻的财产，而不管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这种情形比较简单，所以在此不再论述。当生效依据上记载的义务人仅仅是夫妻一方时，执行中就面临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该债务虽然在生效法律文书中仅仅为夫妻一方负担，如果生效法律文书没有明确该债务为个人债务时，是否可以推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果可以，其程序如何设定？其次，夫妻一方债务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夫妻财产？再次，对夫妻财产的处理过程中，如何区分夫妻个人财产及共同财产以及家庭财产？
一、法律文书没有明确为个人债务的，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第四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除法律文书确定其为个人债务外，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问题是该规定尚出于征求意见的阶段，还不具备现实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将上述《征求意见稿》发送到地方各级法院，其意图自然是让各级法院在执行实践中探索试用，待条件成熟后再正式赋予法律效力。可见，上述《征求意见稿》事实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在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一个倾向性的意见。至于其合理性，需要各级法院在执行中先行摸索，总结规律。
各地法院对上述意见的看法不一。有的法院认为，上述规定仅仅是征求意见稿，没有法律效力，在执行中不应适用。其理由为，无论是审批还是执行，均应依法进行，每一个程序都应有法律依据。对于没有法律效力的《征求意见稿》，法院在执行中不应适用。否则，于法无据，法院追加被执行人时没有生效法律的支持，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也有法院在执行中开始大胆适用上述规定，经审查符合一定条件的，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从而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或夫妻另一方财产。
本人认为，如果各个地方法院均不去探索适用，上述《征求意见稿》将永远是征求意见稿，永远不会具有法律效力。个别法院及法官出于自身保护的考虑，执行中对新方法新规定不做探索，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所有法院都这样的话，司法的改革和完善将成为一纸空文。即使《征求意见稿》暂时没有法律效力，但仍有物权法、婚姻法及其解释可以适用。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上述规定说明，夫妻对财产所得的约定，只是对夫妻双方当然具有约束力，该约定不能约束第三人，除非该第三人知道此约定。现实中，第三人往往无法获知夫妻双方有财产归属的约定，如果以该夫妻内部约定约束第三人的话，第三人在交易中的风险就实在太大了。当第三人不知道夫妻之间有约定时，对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就应当以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或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清偿。既然是以共同财产清偿，说明该债务虽然是夫妻一方对外所负，但只要债权人不知道债务人与配偶有财产约定，该债务的义务人就应为债务人夫妻双方，也就是说可以推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既然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夫或妻一方所负债务，如果该债务进入执行程序的话，法院就可以应债权人的申请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
具体追加的程序，一般应由债权人提交追加申请，法院不应主动以职权追加。因为是否追加被执行人，是债权人的权利，法院应尊重其在执行程序中的意思自治。当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向法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时，法院应当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听证。执行法官应将案件转交专门行使执行裁决权的法官组织听证，被执行人及其配偶可以在听证过程中提交证据，以证实该债务为个人债务而非共同债务。依据婚姻法的上述规定，被执行人或其配偶应当提交双方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书面约定以及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事实。如果被执行人或其配偶提交了上述证据，经质证及法庭审核，认可该证据，则应依法驳回债权人的追加申请。如果被执行人或其配偶无法提交上述证据，则法院应当依法裁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对于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上诉到上一级人民法院。上一级人民法院的维持或驳回裁定为最终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如果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未提起上诉，则原执行法院的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被执行人夫妻的共同财产。
执行工作中，经常有被执行人的配偶对追加不服，其理由是婚姻法第十九条仅仅是规定了“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情形，如果夫妻双方没有约定的话，就不应适用该条规定而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法院仅仅因为当事人无法提供债权人知道夫妻之间有关于财产约定的证据而作出追加规定，是错误的理解和适用了婚姻法的规定。本人认为，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分别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分别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分别财产制为法定的夫妻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效力优先于夫妻法定财产制。夫妻之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而夫妻之间关于财产约定的效力，婚姻法规定的很明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第三人知道夫妻之间关于财产的约定，该约定才对其产生效力，而其效力就是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有其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反言之，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则约定对第三人没有任何效力，该约定就只是成为夫妻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对第三人不产生约束力。既然该约定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对第三人来说，该债务人与其配偶之间所适用的就是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所规定的夫妻法定财产制。
如果梳理一下，就会发现婚姻法第十九条的逻辑是，夫妻之间可以对财产归属作出约定。约定的内容是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则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约定的当然效力，对夫妻均具有约束力。约定的扩张效力，第三人知道约定的，在债务履行中对第三人具有效力。婚姻法第十九条仅仅规定了夫妻约定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对第三人所产生的效力。事实上，该款省略了其余两种情形约定的规定，而该两种情形，约定财产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是可以很简单得从第三款中推理出的。如果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所得归共同所有，依据权利义务相一致、权利义务相平衡的原理，该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自然应由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所得为夫妻共同所有，而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却由夫妻一方的财产清偿的话，对第三人显然是不公平的。在第三人知情的前提下，夫妻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夫妻一方对第三人所负的债务由夫妻一方的财产清偿，则夫妻约定财产部分归各自所有，另一部分归共同所有的，自认是以夫妻约定所确定的一方的财产清偿。当然，该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既包括夫妻一方名下的财产，也包括夫妻一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所占的财产份额。
上述“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的规定，既可以是尚未经有权机关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也可以是已经取得生效法律文书支持的债务。在债权人向债务人行使债权时，其可以依据上述规定向债务人本人及其配偶行使，也可以在生效文书确认
二、法律文书明确债务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时，不可以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
事实上这种情况极少出现，至少本人从未发现哪份生效文书中确认某债务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与其配偶无关。但如果确实有生效文书这样确认债权了，则说明该债务具有人身属性，该债务应当责任自负，与其配偶无关。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既不能直接追加夫妻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也不能直接执行夫妻另一方的财产。但这只是问题的表明，执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到底哪些财产才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是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来区分，还是按照婚姻法的规定来区分。区分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主要是确认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将其个人财产与其配偶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加以区分。如果依据物权法关于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规定，则不动产，以登记为准，动产以占有为准，法律规定登记可以对抗他人的动产不登记就不发生对抗效力。那么，无论在夫妻之间依据婚姻法的规定是一方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对于第三人来说，不动产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该不动产就为该夫妻一方所有；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的，该不动产就为夫妻双方所共有。动产夫妻哪一方占有就归夫妻哪一方所有。对于特殊的动产如车辆、船舶等，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就为夫妻一方财产，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的就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如果依据婚姻法来区分夫妻个人财产同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就应适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来区分夫妻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夫妻对财产归属有书面约定的，则还要适用婚姻法第十九条。两种区分方式均存在缺陷。
如果仅仅依据物权法来区分夫妻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婚姻法中有关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仅仅在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具备效力，对第三人不具备约束力。而现实是，夫妻之间出于各种考虑，其共同财产往往登记在一方名下，即使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也可能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或另一方名下。如果强制以物权法的关于所有权的归属原理来划分夫妻财产的话，有过多干涉夫妻内部财产划分的嫌疑。而且，夫妻财产及财产权益除物权之外还有债权、知识产权等等，该种划分方式未能涵盖上述财产权益。再者，严格按照物权法的原理来划分夫妻财产，会经常造成事实上对夫妻一方权益的侵害。也会增加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制造虚假债务而侵害另一方权益的情况发生。如果仅仅按照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来划分夫妻财产的话，第三人的权益往往被侵害。第三人往往无从知道债务人是否已婚，更不清楚其配偶为何人，也谈不上清楚债务人夫妻财产，而在执行程序中适用婚姻法的规定，则可能使第三人有合理理由相信为被执行人个人财产的标的突然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上述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保护夫妻双方的利益以及与夫妻一方产生债务关系的第三人，更进一步则可归结为如何确立夫妻财产权属对外的公示性以及夫妻双方能够行使的代理权的限度。虽然婚姻法用三个条文规定了夫妻财产制度，但这些规定都是直接约束夫妻双方的，对第三人并不直接具有约束力。如果夫妻对财产归属有书面约定且第三人知悉该约定，则约定对其有约束力。如果第三人不知悉该约定，则约定对其没有约束力。在约定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在第三人眼中，该对夫妻所适用的就是夫妻法定财产制。同样，夫妻对财产没有约定的话，也应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问题是，对于夫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其往往无法清楚的区分夫妻所有的财产中哪些是婚姻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情形所得，哪些是婚姻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所得。第三人所获知的仅仅是上述财产的外在公示形式：登记或占有。而当第三人与夫妻一方发生债务关系时，如果对第三人适用的是婚姻法所确定的夫妻财产的话，那么其之前所面对的财产公示形式将只是一种水中月、雾中花。这样一来，第三人的利益无从保障，市场的交易安全无法保障。如果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夫妻一方擅自将登记在自身名下的或自己占有的财产，转让第三人，应用善意取得原理，第三人如果是善意且支付了合理价款的话就可以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同样，夫妻一方可以恶意造成一些债务，善意第三人仍可以向夫妻双方主张权利。上述两种情况下，夫妻另一方的利益将被侵害无疑。为了交易安全，第三人的利益一定要保护；为了家庭稳定，夫妻另一方的利益也一定要保护。折中的方式为，强化财产公示效力的同时，限制夫妻双方的代理权。即，夫妻之间财产的归属适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以及第十九条前两款的规定，夫妻财产对外的归属效力以其对外的公示形式为准。夫妻之间仅仅对日常家事具有代理权，对于对外较大的举债等活动，原则是仅对行为人发生效力。这样，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应作修改，应将该款去掉，并在第十九条之后增加一条，为第十九条之一，“夫妻无证据证实第三人清楚某财产为本法第十七条还是第十八条所规定的财产范围的，该财产以其登记或占有形式对第三人具备效力。”“夫妻共同对外所负的债务由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由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如果上述规定生效的话，对夫妻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的区分将相当容易，对夫妻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的区分也将变得相当简单。
那么，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应当如何处理呢？
首先，既然生效文书确认该债务为个人债务，那就不应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也不应执行另一方的财产。执行中应当首先保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如果被执行人以及其配偶均在制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的，以该财产的处理价值清偿债务。如果被执行人或其配偶提出异议表示该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或夫妻另一方财产的，则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听证处理。如果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可以保全被执行人夫妻双方名下的财产。如果有异议提出，仍然通过听证程序处理。如果对上述财产处理后仍未能清偿债务，执行机构可以保全被执行人配偶名下的财产，如果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以该财产变现价值的一半清偿债务，另一半价值支付给被执行人的配偶。经过听证，证实财产为被执行人个人财产的，可以直接处理；证实财产为被执行人及其夫妻共同财产的，制定期限责令被执行人夫妻对财产进行分割。如果被执行人夫妻拒不分割财产的，通知债权人代为提起析产诉讼，在债权人未代为提起析产诉讼，或该诉讼尚未审结前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如果听证中各方提交的证据相互冲突且无法证实的，责令各方当事人限期提起确权诉讼，没有诉讼的则推定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

集体合同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张喜亮

集体合同制度成为调整劳资关系的一种产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集体协商即集体谈判的行为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末。1791年美国的费城和纽约等城市的印刷业工人、制鞋业工人和木制业的工人都成立了行业组织，大家以这样的组织形式团结起来反抗雇主方面的剥削。据史料记载，最早的集体谈判是在1799年，美国费城的制鞋业工人为维护其合理的经济利益而与雇主就劳动标准问题进行过集体谈判，后来费城和纽约等城市的印刷业等行业的工人也开始了这种谈判，集体谈判若是不能达成协议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以示对雇主方面的抗议和威胁。雇主也想尽办法对工人和工人组织进行指控，但是这样的指控往往既难以达到其残酷剥削的目的也难平息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在这种斗争与妥协中，开始出现通过更认真的集体谈判解决问题的方案。虽然当时谈判的内容还比较简单，但是，这种行为却开启了集体谈判的先河。
十九世纪初英国工会合法化，1850年英国的纺织业、矿山业、冶铁业的工会便代表劳工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就有关劳动标准问题达成协议，到1870年，涉及工资等劳动标准的协议越来越多。1910年英国商务院第一次发表集体合同调查报告。在1696件集体合同中关于工资标准的集体合同就有563件，一般雇用条件的集体合同有1103件，其它的有30件。

集体合同法制化出现在十九世纪初。1904年新西兰颁布了最早的集体合同法律，制定了各种有关集体合同的法律。1907年奥地利和荷兰也相继制定了有关集体合同的法律制度。1911年瑞士颁布的《债务法》也有两条是关于集体合同内容的。这个时期的集体合同多被视为民事法律关系，其内容也相对比较简单，但是这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集体合同立法，开启了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制度。集体合同制度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劳资斗争的成果之一，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迫使雇主方面不得不正视工人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的存在。为了避免更多的经济利益的损失，雇主方面必须缓解劳资矛盾，这个缓解矛盾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协商谈判的办法，一方面对劳工提出的要求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同时，通过这个协商谈判也对劳工的行为做出某种程度的约束。正是这种斗争与妥协带来的劳资关系的相对稳定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集体谈判进而签订集体合同的制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与肯定，于是便产生了集体合同法律制度。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德国在1918年底颁布了《集体合同、劳工及使用人委员会和劳动争议仲裁法》。这个法律文件对集体合同制度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此后，1921年4月又颁布了《集体合同法》，把该法纳入了德国统一劳动法之中。1919年法国制定了集体合同特别法，也纳入了劳动法典当中。芬兰在1924年也制定了集体合同法，瑞士在1928年也颁发了集体合同法。美国1935年颁发的《国家劳资关系法》中也对集体合同的内容做了专门的规定。英国是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产生比较早的国家，但是由英国的判例法的法律体系本质所决定，其集体合同立法相对滞后于其它国家，甚至滞后于其殖民地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战争和社会的动荡深恶痛绝，缓和劳资矛盾众望所向。欧美国家开始积极干预劳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的劳动法律，集体合同这种调整劳资关系的有效制度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发展。二战后各国都在不断地制定和完善劳动法律，许多国家都对集体合同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给予认可。1946年到1950年的四年间，法国就颁布了多项涉及集体合同的法律。集体合同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发达的国家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也有一些发展。1958年非洲的加纳也制定了国家《劳资关系法》，1967年卢旺达制定了《劳工法》，1971年赞比亚制定了《劳资关系法》；阿拉伯世界国家如伊拉克在1970年制定了《共和国劳工法》，同年利比亚也制定了《利比亚劳工法》，同年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也制定了自己的《劳工法》等等，所有这些国家的劳工法或劳资关系法，其中都有关于集体合同的专门性规定。苏俄十月革命以后，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调整劳资关系的集体合同制度的经验，实行了按产业不同签订集体合同的做法，逐步在企业内部也开始实行集体合同制度。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的经验建国后也开始在企业内部实行集体合同制定，用集体合同制定来调整劳动关系。
集体谈判产生于十八世纪末，集体合同制度形成于十九世纪初中叶，现代意义的集体合同制度实际上是完善于二十世纪中叶，业已成为世界各国调整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关系的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手段，被各国普遍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