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
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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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全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加强管理，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根据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办发〔1987〕9号），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包括电报，下同），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布规章，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全省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认真做好公文处理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三条 全省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应发扬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提高公文处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第四条 公文处理必须做到准确、及时、安全。公文由文书部门统一收发、分办、传递、用印、立卷和归档。
第五条 全省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工作，应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
第六条 全省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必须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确保国家秘密。
第二章 公文主要种类
第七条 全省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种类主要有：
一、命令（令）、指令
发布重要规章，采取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任免、奖惩有关人员、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等，用“命令（令）”。发布指示性和规定性相结合的措施或要求，用“指令”。
二、决定、决议
对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做出安排，用“决定”。
经会议讨论通过并要求贯彻执行的事项，用“决议”。
三、指示
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用“指示”。
四、布告、通告
公布应当普遍遵守或周知的事项，用“布告”。
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周知的事项，用“通告”。
五、通知
发布规章，转发上级机关、同级机关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批转下级机关的公文，要求下级机关办理和需要周知或共同执行的事项，用“通知”。
六、通报
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情况，用“通报”。
七、报告、请示
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用“报告”。
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用“请示”。
八、批复
答复请示事项，用“批复”。
九、函
相互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向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用“函”。
十、会议纪要
传达会议议定事项和主要精神，要求与会单位共同遵守、执行的，用“会议纪要”。
第三章 公文格式
第八条 公文一般由标题、发文字号、签发人、秘密等级、紧急程度、主送机关、正文、附件、印章、发时明间、抄送机关、附注等部分组成。
一、公文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一般应标明发文机关和公文种类；除发布规章性文件可加书名号外，一般不用标点符号。
转发上级文件，如上级文件标题文字过长，可以进一步压缩文字、概括内容，但不能以上级文件的发文字号代替文件标题。
转发上级通知，在上级文件标题之后可不再标文件种类。
二、发文字号，包括机关代字、年号、顺序号。几个机关联合发文，只标明主办机关发文字号。
三、公文一律加盖印章。印章盖的位置应注意上不压正文，尽量能使落款的年月日露出。
省政府上报国务院的公文，省政府各委办厅局、各直属机构和各市、州政府、行署上报省政府的公文，应在文头右下方、标题右上方印上签发人的姓名。
四、秘密公文应分别标明“绝密”、“机密”、“秘密”，注在文件首页右上角。
五、紧急公文应分别标明“特急”、“急”，注在文件首页右上角。如又是秘密公文，按自左至右的顺序，先注紧急等级，再注秘密等级。
六、请示一般只写一个主送机关，如需同时送其他机关，应用抄报形式。
七、公文如有附件，一般应与主件装订在一起，并在正文之后、印章位置之前注明附件名称和顺序号，附件首页左上角注明附件顺序号。如不能装订在一起，附件首页左上角要注明主件的文号和附件的顺序号。
八、发文机关应写机关全称或规范化简称，几个机关联合发文，应将主办机关排列在前。
九、文件附注，如“此件发至县级单位”、此件不登报“等，注在公文落款之下左侧，并用括号括起来。
十、会议通过的文件，应在标题之下，正文之前注明会议名称和通过日期。
十一、文字从左至右横写、横排。少数民族文字按其习惯书写、排版。
十二、铅印文件使用字体，文件标题用二号宋体，批语用三号楷体，正文用三号仿宋体。每页排十九行，每行二十五个字。
第九条 公文纸一般用十六开型（长260毫米、宽185毫米），左侧装订。“布告”、“通告”用纸大小，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四章 行文规则
第十条 全省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文关系，应根据各自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
省政府的行文关系，对上行文：向国务院报告、请示，向国务院各部门、直属机构发函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有关业务事宜；对下行文：各市、州、县政府、行署和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需要时亦可直接向基层和有关单位行文。
市、州、县政府、行署的行文关系，可比照省政府的行文关系自行确定。
第十一条 政府各部门在自己的权限内，可以互相行文，可以同下一级政府有关业务部门互相行文；也可以根据本级政府授权和有关规定，对下级人民政府直接行文。
第十二条 转发上级机关的文件，不要再报送上级机关。向下级机关的重要行文，应抄报直接上级机关。省政府的重要下行文，报送国务院办公厅十份；市、州政府、行署和省政府各部门的重要下行文，报送省政府办公厅五份。
第十三条 凡部门之间对有关问题未协商一致，一律不得各自向下行文。
第十四条 政府可以与同级党委或同级军队机关联合行文，政府部门可以与同级党委的有关部门、人民团体联合行文，政府各部门可以联合行文。
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党政联合行文应尽量减少。
凡可由部门自行下达，或者可以与有关部门联合下达的文件，不要报请政府批转。
第十五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不得越级请示。因特殊情况，必须越级行文时，应抄报越过的机关。
一、县（市）政府工作中的问题，应向省辖地级市、自治州政府、行署请示解决，不要直接向省政府请示。
二、凡可以由省政府主管部门研究解决的具体业务问题，各市、州政府、行署和省政府各部门要直接与省政府主管部门协商解决，不要向省政府请示。
三、省政府各部门和市、州政府、行署所属单位工作中的问题，一般都应向省政府主管部门或市、州政府、行署请示解决，不要越级向省政府请示。
第十六条 请示的公文，一般应一文一事，不要一文数事，更不要把请示的问题夹杂在报告、纪要、简报中。请示不要直接送领导者个人，也不要同时抄送同级和下级机关。
第十七条 报送省政府的请示，文件抬头都要写给省政府，一律经由省政府办公厅文书部门呈批，不要越过文书部门直接送省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更不要同时送几位领导人。
第十八条 受双重领导的机关上报公文，应根据内容写明主报机关和抄报机关，由主报机关负责答复请示的问题。上级机关向受双重领导的下级机关行文时，应同时抄送另一上级机关。
第十九条 经过批准在报刊发表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应视为正式公文依照执行。如不另行文，应在报刊发表时注明。
第五章 公文办理
第二十条 公文办理一般包括登记、公办、批办、承办、催办、拟稿、审核、签发、缮印、用印、传递、归档、销毁等程序。
第二十一条 凡需办理的公文，文书部门应根据内容和性质，送领导人批示或交有关业务部门办理。紧急公文，文书部门应提出办理时限。
第二十二条 向省政府请示的文件，由省政府办公厅文电处负责注批（即：“请某某同志批示”）、注办（即：“请某某部门研办”），送主管的领导同志或部门，同时分送有关的领导同志或部门。如遇内容复杂、情况特殊的文件，应当先与有关部门协商，再注批、注办和分送、如请
示内容涉及部门较多，在注办时要写明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办理。
第二十三条 凡涉及其他部门或地区的问题，主办机关应主动与有关部门或地区协商、会签。上报的公文，如有关方面意见不一致，要如实反映。
第二十四条 省政府各部门对于省政府交办的文件，应当分别下列情况进行处理：
一、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问题，自行处理，直接答复呈报部门或市、州政府、行署；涉及其他部门业务的问题，同有关部门协商处理，由主办部门答复或会同有关部门联名答复。
以部门名义答复问题的公文，要抄送省政府办公厅文书部门；用口头、电话或其他方式答复的，要以书面或电话通知省政府办公厅文书部门。
二、需要由省政府答复的问题，主办部门应当提出处理意见，代拟复稿，报送省政府审批；呈报前，主办部门负责人要对代拟稿审核签署，需要会签的，还要经有关部门负责人会签。
第二十五条 已送领导人批示或交有关业务部门办理的公文，文书部门要负责检查催办，防止漏办和延误。文书部门要定期向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写出公文处理情况报告。
第二十六条 草拟公文应注意事项：
一、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如提出新的政策规定，应加以说明；
二、情况要确实，观点要明确，条理要清楚，层次要分明，文字要精炼，书写要工整，标点要准确，篇幅要力求简短。
三、人名、地名、数字、引文要准确。时间应写具体的年月日。
四、公文中的数字，除发文字号、统计表、计划表、序号、百分比专用术语和其他必须用阿拉伯数码者外，一般用汉字书写。在同一公文中，数字的使用应前后一致。
五、引用公文应注明发文时间、机关、标题和文号。
六、用词要准确、规范。在使用简称时，应先用全称，并加以说明。不写不规范的字。
七、章节序数的写法要分明。一般排列顺序为：第一层为“一、”，第二层为“（一）”，第三层为“1、”，第四层为“（1）”。
第二十七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发出的公文，由机关领导人签发。重要的或涉及面广的，由正职或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职领导人签发。有的公文，可由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根据授权签发。
第二十八条 各级领导人审批公文要认真负责，文件主批人要签署自己的意见、姓名和时间。
第二十九条 草拟和签批公文，须使用钢笔或毛笔。
第三十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在将公文送领导人签发之前，应认真做好审核工作。审核的重点是：是否需要行文，公文内容、文字表述、文种使用、格式等是否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本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一条 省政府文件的审核把关工作由省政府办公厅负责。省政府办公厅对于不成熟的或者质量上有问题的文稿的处理办法是：
一、对于不需要行文或可以由部门行文而不需要以省政府名义行文的文稿，退回拟稿部门处理；对于内容不成熟或文字上需要作大量修改的文稿，提出问题和处理意见，退回拟稿部门修改。
二、对于不按照公文处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的文稿，退回拟稿部门补办。
三、对于质量上虽有些问题，但不需要退回拟稿单位修改的，由省政府办公厅文电处负责修改，也可以与拟稿部门共同修改。
四、改动较大的文稿，要经拟稿部门的领导同志审核签署。
第三十二条 上报的公文，如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上级机关的文书部门可退回呈报单位。
第三十三条 上级机关的发文，除绝密或注明不准翻印的以外，经下一级机关的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批准，可以翻印、转发。翻印时，要注明翻印的机关和时间。
第三十四条 需要翻印、转发的国务院文件（含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由省政会办公厅统一印发。需要翻印、转发的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的文件，由省政府对口的部门印发。
第三十五条 省政府办公厅翻印、转发的国务院文件（含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经市、州、县政府、行署和省政府各部门的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批准，可以翻印、转发。翻印时，要注明翻印的机关和时间。
第三十六条 传递秘密公文时，必须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确保文件安全。
第六章 公文立卷、销毁
第三十七条 公文办完后，应根据文书立卷、归档的有关规定，及时将公文定稿、正本和有关材料整理立卷。
第三十八条 公文立卷应根据其待征、相互联系和保存价值分类整理，保证齐全、完整，正确反映本机关的主要工作情况，便于保管、查找和利用。
第三十九条 立好的案卷，应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向档案部门移交。个人不得保存应存档的公文。
第四十条 没有存档价值和存查必要的公文，经过鉴别和主管领导人批准，可定期销毁。销毁秘密公文，要进行登记，有专人监督，保证不丢失、不漏销。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外事、军事、司法、行政法规等方面的公文处理办法，按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各市、州、县政府、行署和省政府各部门可根据本实施细则，结合实际情况，制订具体办法。
第四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3年1月6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吉林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全省其他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的规定，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1988年5月17日
关键词: 英国早期律师 形成及其原因 大致活动情况 相关法律规定及职业道德 启示
内容提要: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介绍并分析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形成和原因、其分类、规模、大致活动的情况、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相关法律规定及职业道德要求、启示意义。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英国早期的律师何以能够存活和获得初步发展，为中世纪时期的英国法治的运行和发展注入一种活力，并对后来英国律师制度的定型乃至法治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诺曼征服后，伴随着英国封建王权的确立、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和发展、英国法院系统的形成以及当时社会部分人士的需求、英国法院的主导和推动，英国律师制度渐次形成，其对后来英国律师制度乃至英国法治的运行和发展的萌芽作用和意义极为重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
本文的思考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形成和原因；其大致活动的情况，具体包括其分类、规模、培训和教育以及准入方面的规定、相关法律规定及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启示意义。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英国早期的律师何以能够产生并存活下来，成为西方尤其是英国法律史上一种较为独特的现象，并由此推导出其对于我们的启示意义。限于篇幅和研究的角度，本文所谓“英国早期”主要是指12世纪中叶英王亨利二世至14世纪初英王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本文中“英国”一词主要是指当时的英格兰。
由于“法律职业阶层对一国法治思想和法治传统的形成功不可没”，[1]笔者希望，本文对于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研究或多或少不无历史乃至现实意义。
一、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形成及其原因分析
公元1066年的诺曼征服无疑是英国政治法律史上的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标志着其后不久西欧最强大的王权在英国首先确立和发展起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诺曼人的征服可谓决定了英国法的整个前途。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指出，为近代英国王室法律体系（英国普通法）奠定基础的是在亨利二世时期，这种法律体系的存在和发展至少延续到16和17世纪。[2]
亨利二世统治时期（1154—1189年）被认为是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性阶段。在其统治的35年间，为消除内战所造成的封建离心倾向，亨利二世恢复一度中断的国王政治集权的进程，继承和发展了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擢新保旧”的政治方略，与世俗贵族各阶层进行了全面的合作。例如，接任卢西为相的格兰维尔原属小贵族阶层，曾任郡守、法官、将领等官职，后升为宰相，以精通法律、推行司法改革而享誉于世，与其侄瓦尔特合作写就传世之作《论英国的法律和习惯》。这是关于普通法的第一部著作，内容是对王室令状加以注释，明确提出法律源自王室，由国王法庭制订，适用于全国，其诉讼方式主要取决于提起诉讼的程序性令状的形式。[3]因此，借助世俗贵族各阶层的有力支持，亨利二世的政治集权进一步拓展，政府官僚制度日渐成型。加之威廉一世时代（1066—1087）“我的附庸的附庸也是我的附庸”原则（此不同于当时的西欧大陆）的确立，英王拥有直接支配各级封臣的权力，遂使其政令、法律制度在英格兰的实施少有阻碍。
在封建王权的发展过程中，历代英王（包括亨利二世）还大力援用教会的政治势力。实际上，王权与敦权在兴起之初，是互相紧密合作的，可谓携手并进。就英格兰而言，其时英王极为注重阐扬教会“王权神授”的神权政治传统，为王权神化罩上神圣合法的宗教光环。其中，自威廉一世起，涂油加冕典礼对英国封建王权的发展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力图将枯燥、抽象的“君权神授”的说教，外化为庄严、神秘而又生动的礼仪，使到场的众多大贵族和官吏对国王的神圣尊严获得深刻的感悟和印象。通过这项典礼，国王就可假托“神意”不断突破封建习惯对其宗主权的某些限制，拓展其作为国家公共政治权威的君权。在消除因继承王位而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给王权及其统治秩序造成严重危害方面，涂油加冕典礼所特有的“神授”原则使得势力雄厚的封建贵族“安茹派”支持的马蒂尔达最终也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名言：“狂暴的大海水势汹涌，却不能冲洗掉一个涂油国王的芬香”。正由于充分利用了教会的神权政治传统，英国王权不断得以神化和强化，国王作为王国最高政治权威的形象逐渐牢固地树立起来，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和崇拜。此外，英王还大量起用教士议政参政，从而巩固了王权的政治基础。由于当时的教士垄断了文化教育，具有丰富的政治才能和专长，因而更受国王的器重，位于显赫朝臣之列。教士朝臣多兼任王国政府的显要官职，如枢密院中书令、辅佐国王的摄政或宰相、国库长、钦差大臣、使节、法官、施赈吏、王田监守等大小官吏。[4]
伯尔曼认为，亨利二世以前的英格兰国王都没有把制定新法律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因而斯蒂芬时期的动荡（其时马蒂尔达与之争夺王位）无疑使人们认识到盎格鲁一诺曼的王权要在英格兰长期维持安宁，就应有必要的法律制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亨利二世登上了王位。他面临的任务不仅是要用法律和秩序尽早结束无政府和暴乱的状态，而且还要通过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通过仅仅由他的英格兰和诺曼底的祖先们所昭示的观念来显示这一点。亨利及其顾问们“以诺曼行政管理的传统精神，根据新的习惯和政策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旧习惯”。不过，“亨利统治的特征是对制度的改进，而不是对过去的沿袭。”[5]
德国学者茨威格特和克茨断定，英国法律史始于1066年。威廉及其后继者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一种等级森严、整齐划一和组织结构比较简单的封建制度，国王是最高的封建领主。随着中央王权的确立，从御前会议（由国王及其顾问组成）中逐渐发展起来三种永久性的中央法院即理财法院、普通诉讼法院和王座法院，它们设在威斯敏斯特，由专职法官任职，在国王不参加的情况下，也可以主持审判；它们的管辖权在1300年得以确立，持续不变一直到17世纪。英格兰法律就这样开始了它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后来的数百年间导致了司法的集中化和英国法律的统一。因此，英格兰很早就享有一种统一的法律，此即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6]
关于普通法，英国学者哈德生认为，其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以及诺曼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和强有力的王权混合而成的产物。[7]
通过对以上相关背景的介绍和分析，笔者以为，正是由于1066年的诺曼征服对于英国历史的重大影响，尤其是此后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权的存续和发展（斯蒂芬时期即1135—1154年可能是一个例外），英国早期的律师才获得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一前提尤为重要，不可或缺。因此，与之相联系的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英国国王及其官吏的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英国的国王在当时处于最高的政治权威的地位（至少就世俗意义上而言），故而其推动作用甚为明显。在这方面，英王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和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较为典型。以英王亨利二世为例，其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与世俗贵族的全面政治合作、与教会权力的冲突和妥协、为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故而，当代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英格兰的历代国王中，有比亨利二世杰出的军人，也有比他敏锐的外交家，蛤就法律和制度方面而言，却无人能同他相媲美。他的奇异而奔放的疯狂热情并没有在政治、战争和狩猎中牦尽。他像前几代出身于诺曼底族的国王以及他自己的儿子一样，善于解决行政和法律方面的难题，这是他的成就所在。他的各次战斗的名字早已湮没无闻，但他的名望将同英国宪法和英国习惯法一起永世长存。[8]国内有学者认为，亨利二世在制度方面的建树主要有：独立于王权的中央法院系统的形成；确立陪审制；巡回法庭制度化；王室令状制度化。这种王室令状在普通法及其司法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作用重大。其中，由于对于令状选择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英国律师业的发展。[9]
关于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形成原因，厦门大学齐树洁教授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2—13世纪英国诉讼程序的变化（典型者如英国普通法的主要来源日耳曼法所固有的严格的形式主义、令状制度带来的困扰），为法律职业阶层特别为律师阶层的出现提供了极大的空间；法律内容的复杂化，增加了非法律专业人士理解和适用法律的难度，法律成为非日常性的知识。这样，人们一旦遇到诉讼，不得不求助于法律专业人员。而王室法院所适用的通行全国的法律或习惯，导致了日耳曼时期那种民众熟悉法律的情况不复存在，当事人必须取得专家的帮助才能顺利完成诉讼活动。这些因素都在客观上推动了律师阶层的产生。[10]此外，在笔者看来，当时（主要指亨利二世至爱德华一世时期）英国法院系统的多元性或复杂性，也是早期英国律师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从另一个方面造就了普通民众对于法律专业人士的依赖。[11]
英国学者布兰德在《英国法律职业的兴起》一书的正文开头给读者讲述了始于1154年（即英王亨利二世登基这一年）的一桩遗产争夺案The Anstey Case（本文译为：“安斯第案”），案情大致如下：安斯第（应为一地名一笔者注）的理查德在1154年亨利二世登基后不久的时候，宣称他对自己的舅舅沙克威尔的遗产拥有继承权。沙克威尔在世时，并非英恪兰一流的大地主，但却在埃塞克斯拥有七个庄园，并在当地和邻近三个郡拥有十处领地和半个骑士的封地所有权。理查德起诉的对象是玛波·德·佛蓝切维尔、威廉唯一的女儿并已被威廉在世时认可为继承人。然而，在佛蓝切威尔的权利方面存在着瑕疵：她是死者后来被宣告无效的一次婚姻中所生下的女儿。因此，理查德声称她是非婚生女。作为威廉的姐姐安格里丝的长子，他声称自己是与威廉血缘最近的生存合法亲戚，因而有权作为其遗产的继承人。理查德迟至1158年才正式起诉。起初，他的起诉在王室法院得到受理，主审法官为亨利二世的两大法官之一的卢西。当原告理查德提出玛波身份的问题时，该案被移交到坎特伯雷大主教法庭，罗马教廷派出的教庭法官代表参与了审理过程。最终，来自罗马的判决宣布玛波为私生女。案件后来又移交给国王法庭。经过几次休庭，在1163年7月，国王法庭做出了有利于理查德的判决。理查德后来有一份详细的备忘录，记载了诉讼过程中他所花费金钱的具体数目，由此我们得知“安斯第案”的大多数信息。布兰德认为，“安斯第案”表明，在亨利二世统治早期，为了保证财产价值巨大的继承，诉讼当事人愿意花费一定数额的钱财，其在教会法院可以获得对其诉讼的专业、有偿帮助。但是，尽管上述案件中的原告和王室大法官有联系，他在王室法庭的诉讼却使他无从得到相应的专业顾问的有偿帮助。因此，布兰德断言，有证据表明，自诺曼征服到亨利一世时期（1066—1135）未曾出现专业律师，当然也没有我们看到的13世纪时的那种专业律师。因此，布兰德断定，12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格兰是“一个没有专业律师的国度”（a country without professional lawyers）。在13世纪以前的英国，开始有了法律专家，他们有偿为诉讼当事人在王室法院和其他地方提供服务，而且似乎是全日制的。对这些人，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专业律师。到13世纪最后25年，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作为形成中的英国法律职业的这些专业律师的出现。[12]
很显然，布兰德对于英国专业律师为何没有更早一些出现这一问题甚感兴趣。为此，他对亨利二世之前的英国法院制度进行了研究。布兰德认为，在盎格鲁一诺曼时期（1066—1154），诉讼当事人在可能利用“辩护人”（pleaders）为其代言方面受限制：原告通常自己辩护，被告只能有限地使用“辩护人”为自己辩护。当专业律师在英国真的出现的时候，在法庭上为当事人代言就是他们专业技能的一部分。因此，对于“辩护人”使用的限制就可能成为这一时期对于专业律师发展的障碍。始于亨利二世时期的英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对于专业律师的出现方创造出了一种远为有利的法律环境。[13]
布兰德认为，亨利二世时期英国的法律制度开始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及其延续以及亨利的后继者们的更为深入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有利于英国专业律师的出现及其人数增加的环境。据此，布兰德首先着重分析了亨利二世至爱德华一世时期（1154—1307）英国法院系统的相关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巡回法院制度在亨利二世时期建立起来，全国分为六个巡回审判区，每区由三位法官巡回，负责刑事、民事和信息搜集三种事务，并在自己的辖区内自行裁断；位于威斯敏斯特的王室中央法院开始形成，普通民事法庭从财政署（Exchequer，或译：理财法院）逐渐分立出来。上述这些新的王室法院具有如下特点：责任有一定的区分；开庭时间更长、更稳定；留有相关记录；审案时依据原始令状；这些新的法院成为国家法院，由此导致国家法制的统一；强迫领主法院和郡法院接受王室的控制。因此，亨利二世给后来的英国君主及其顾问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制度遗产。上述变化累计起来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更为有利于专业律师的法律环境。新的王室法院由法官打理，他们在这些法院中持续的活动使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法律技能，这种技能因其司法职业的长期性而得到了发展和提高。而且，这样的法官越来越多地选自书记员或专业律师，他们被任命时已经是法律专家。由于新的王室法院是“国家的”法院，由适用一种单一的“英国法律和习俗”的法官来打理。而这种法律和习俗在新的案件被判决时受到不断的变化和修改，这就意味着诉讼当事人在处理一系列他们不熟悉和不可能熟悉的规则和程序时，需要法律专家的帮助。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对于专业律师的需求。[14]
与上述分析相联系，导致当时普通英国民众对于专业律师依赖的一大原因在于新的王室法院使得诉讼方式产生了一种大的变化：这些法院的诉讼通常始于依法必须送回的王室令状。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诉讼当事人更难知道什么样的令状最适用于自身的案件。因此，1307年之前，选择令状诉讼需要专家的建议和帮助。否则，不仅费时费钱，而且相关案件很有可能得不到及时解决。由于诉讼规则的复杂性，诉讼当事人（无论是原被告）均觉得有必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1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英国早期的律师制度大约出现于12世纪后期，其原因主要在于英国封建王权的确立、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与发展、英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令状制度的大力推行及其引发的对于法律专业人士的需求、英国法院的主导和推动，等等。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英国国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力不容忽略。在这方面，英王亨利二世和爱德华一世较为典型。尤其是亨利二世，其在英国中世纪的政治法律制度方面有较多的贡献，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作为后来者，英王爱德华一世对其先辈的事业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成就主要体现为：土地及其他方面的立法；整顿司法机关，改革司法制度；汇编年鉴，培养法律人才；励精图治，召开“模范国会”。故被称为“英国的查士丁尼”。[16]
二、英国早期律师的分类及其活动、规模、准入、培训与教育、相关法律规定及职业道德要求
（一）英国早期律师的分类及其活动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罗斯认为，英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对于专业的serjeants（中译：高级律师，下同）和attorneys（中译：代辩律师，下同）的出现也许具有根本的影响。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罗斯引用布兰德的一段话予以说明：“这一群体的出现是对英国法律史上一系列各别而又互相联系的发展所造成的变化了的法律环境的反应，这种情况出现在亨利二世时期（1154—1189）及其以后一段时期”。罗斯断言，法律职业的产生基于两个相关的因素：1．涉讼者希望、并且实际上需要他人代言，帮助自己出庭和处理诉讼事务。2．权威机构开始授权这些人在诉讼中以上述身份出现。[17]
罗斯认为，在12世纪，更确切地讲，到13世纪，为诉讼当事人服务的代辩律师（attorneys）出现了。pleaders（中译：辩护律师，下同）是否在12世纪出现难以确定。但是，很显然，在13世纪早期，他们已开始出现。截止到1239年，专业的辩护律师首次出现在普通民事法庭（The Common Bench）。最开始的时候，帮助诉讼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和代辩律师都是“非律师”的非职业人士。为了帮助自己，诉讼当事人起初是请朋友、亲戚和邻居做这些工作。一段时间里，上述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开始多次地帮助诉讼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将有关经历转化为一种技能，他们为诉讼当事人需求，并就自己的服务收取费用。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成为其谋生的一种方式或对获取其他收入的一种手段。另有一定的证据表明，法庭书记员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给当事人提供帮助，以补充自己的收入。甚至有人认为，一些当事人采用今日律师熟悉的方法，雇佣专业人士咨询、服务，以确保他们不会帮助自己的对手。此外，从12世纪中叶开始，特别是在13世纪，著名法律人士如格兰维尔、亨汉姆等人脱颖而出。因此，在13世纪早期，布兰德所谓的“最初的律师”已介人代理活动之中。
罗斯将英国早期的律师分为两大类：高级律师（serjeants）和代辩律师（attorneys）。其中，高级律师是中世纪律师中的贵族。被聘请为高级律师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并伴有一定的仪式，享有一定的收益。其是走向法官的台阶—13到14世纪中叶，其是法官唯一的来源。一段时间以来，其是一种收入颇丰的职业。有趣的是，早在13世纪晚期，他们须为穷人辩护。高级律师的作用在于代理当事人出庭辩护，故在拉丁文中被称为countors或narratores。显然，高级律师源自serviens或servientes，其法语的同义词serjant意为“提供服务的人”。随着法律职业的发展，高级律师也可以充当代辩律师的角色。13世纪下半叶，两者分开。到13世纪最后25年，专业高级律师的数量有所增加。13世纪末，其是活跃在高等民事法庭的主要辩护律师，在其他王室法院的活动相应减少。[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