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个性的分析与探讨
刘成江
法官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难免要进行主观的价值判断，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承认。现实主义法学家Jerome Frank（弗兰克）的司法判决公式很好地说明了非法律因素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影响，即：D（判决）＝S（围绕法官和案件的刺激）×P（个性）。弗兰克认为，法官的个性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中枢因素，判决结果可能要依碰巧审理个案的法官的个性而定，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由情绪、直觉、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法律因素所决定。[1]到底什么是法官的个性呢？法官的个性可以概括为，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自身的所固有的一些参与到判断中来的非法律因素的总称，包括法官个人的政治素质、文化底蕴、道德修养及一些不确定的情感因素。
那么，在审判过程中，判决到底是怎样做出的呢？首先，让我们来看普通人在日常事务中是如何做出判断的。其实，“判断的过程很少是从前提出发继而得出结论的”。“判断的起点正与之相反——先形成一个不很确定的结论；一个人通常是从这一结论开始，然后努力去发现能够导致出该结论的前提。”[2]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决定判决内容的既不是法律规范也不是逻辑更不是概念。换言之，判决的作出总是先根据感觉大胆得出结论，然后到法律和学说中去小心求证，无非是东寻西找、各取所需，最后确定据以判决的法律规定（相关法律条文），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法官的个性。法律的形式理性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系统性的法典经职业法官通过正当程序加以职业化的解释、推理和适用。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发挥着“超级自由裁量”的作用。质言之，必须承认司法主观性的客观存在，而且在法官的个性突现即是司法主观性的表现。
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局限性：法律具有规范、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适用应当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体现在对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应当有相同或类似的处理。但是，法律始终是不确定的，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漏洞。法律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普遍的法律规范和个案处理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基础[3]，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官个性的内在应有之义。对于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的作用这一客观存在视而不见，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规则完美主义态度，它完全忽视了法官在抽象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规则完美主义认为，立法者具备完全理性，对于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科学圆满的认识，对于社会的规范需求具有完全的把握，而且基于语言的确定性和形式逻辑的完备性，立法者同时兼有充分的表达能力和准确的表达手段。因此，立法者完全有能力制定一个足以应付实践中所有疑难问题的规范体系，保证其完美无缺、逻辑自足，能够自动适应个案事实。而法官就像自动售货机，毫无独立意义，他所能起到的充其量是担当一个规范的简单套用者角色的作用。拿破仑曾认为，法律可以变为简单的几何公式，任何一个能识字并能将两个思想连接在一起的人，都能做出法律上的裁决。在这一意义上，法官成为机械的操作者甚至成为机械本身。
在法律漏洞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显得很有必要，否则，法官在大量的纠纷面前束手无策，大量的社会冲突与纠纷得不到解决，这样的法院和法官多少是令人失望的，而民众一旦对法律的失望是通过对法院的失望表现和宣泄出来，这种危害就有可能扩大和加剧。所以，拉伦茨先生认为，不得拒绝审判的法官，无论如何有义务去解释法律，并且在法律有漏洞时，有义务去补充它，德国学者科因也指出，如果一个起诉的请求权的基础事实未为立法者所考虑到，那么，法院固然可以以该诉不能获得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但它可能因此违反正义和衡平裁判的义务，法律存在和法院存在的意义淡然无存。
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发展：法官的个性（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另一意义是能促进法律的发展。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律是根据社会典型情况而作的一般规定，换言之，法律规范不得不舍弃各个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特征，而以抽象的一般人、社会生活中典型的场合、事件和关系作为对象来调整。在一般情况下这也能导致公平，但是，具体情况并非总是典型的，相对于典型情况存在许多变种，如果将其与典型情况一样，适用同一法律规定，必然会“削足适履”，导致不正义。法官的个性正是沟通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矛盾的桥梁，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行使自由裁置权，变通适用法律，以免因法律的规定与特殊情况不相宜而不公平地分配利益，力求每个案件都获得正当、合理地解决。
大陆法系的法官，处在成文法的文化氛围中，其自由裁量权对法律发展之促进，不如英美法系法官这是事实。但是，大陆法系的法官们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法律发展的推进作用仍不可低估。解决法律与社会生活相协调的问题不仅属于立法者之职责，法官亦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立法机关过多地修改法律会损害法律的价值，因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立法步骤缓慢而麻烦，加之立法者的素质低下，社会转型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加，都完全有可能难以完全从根本上修改或废除法律，指望通过更新立法的内容获得司法公正也不现实。因而，在法律运作过程中适当允许法官的个性发挥，使法律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这种做法很是值得探讨的，如果立法与执法形成了这种良性的互动，法官就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要求及时补充到法律中去，法律由此被看作是由法官补充完成的未完成的作品，在机制上保障了法律的发展随时代与时俱进。
法官的个性与正义：“司法权与行政权独立，才会有自由的存在”。[4]司法权通过法院裁判权来体现。法院裁判权则是一种权威，即听审、裁判及决定的权威。[5]权威转化并不是否定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而是相对于法治，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必须在法律之下。法院的权威裁判获得独立，是因为具有理性权威。在具体的案件中，究竟什么是认定某一具体案件的事实，究竟如何根据特定案件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投入法官的主观因素甚至个人感情。[6]虽然社会和法律职业本身对法官的人格提出了高于一般人的道德要求，但是也有的法官会辜负人们对他在这一方面的期望。法官是掌握司法权的一个职业群体，而根据人们关于权力的认识，只要是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产生，而且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自古不易的道理。如果法官手中的司法权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必然走向腐败。 “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换言之，如果法官也被腐化，不能够主持正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
司法腐败说到底是司法主观性的泛滥。如何保证适当的司法主观性呢?首先是法官内心的道德约束。这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来实现。在西方国家，任何人要想步入法官这一行业，都必须接受很高的学历教育。对于掌握权力者而言，仅仅靠他的内心约束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内心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约束，而道德并不总是能够发挥其抑制不良诱惑的威力。我们虽然在感情上对法官的人格寄予了神话般的希望，但是法官却并不因此而成为圣人，法官和任何普通公民一样，有着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欲望和需求。既然如此，那么对法官的约束就不能仅仅通过其内心的约束，而是还必须通过来自法官外部的约束，这就是程序的约束。我国古代的法官中的绝大部分虽然来自于在科举考试中获胜的知识分子，但是仍然不能避免司法官吏腐败现象的产生，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屡禁屡腐，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制约机制。
程序制约是防止司法主观性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所谓程序制约，就是通过程序要件的满足，通过与程序的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充分参与，形成对程序结果的制作者的外部约束，从而实现程序的公正。这种程序要件的满足，具体包括：第一，凡是利益受程序结果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参与程序结果的形成过程的权利；第二，程序中相互对立的双方权利相同，义务对等，谁也不享有优于对方的诉讼地位；第三，制作程序结果的裁判者应当保持完全中立的立场，而不应当偏袒程序的任何一方；第四，法官的裁决必须产生于法庭审判活动全部结束之后，而不能在审判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他在审判活动之外所产生的预断、偏见或传闻的基础之上；第六，法官的裁判必须以程序的各方参与者在程序中所提出的有效意见、主张和证据为依据，而不能将一方或多方参与者的观点和证据任意地加以排除；第七，裁判者应当实现完全的个人独立，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来自与程序处理结果无关的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八，除非有法定不应当公开的情形，程序应当完全公开，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充分了解程序结果的制作过程；第九，裁判者应当为其制定的程序结果进行充分的论证，也就是在裁判中详尽地说明判决的理由；等等。很显然，程序要件的满足要求程序的参与者通过平等地行使权利来实现对法官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它排除一切来自凌驾于程序之上的权力，也排除一切来自程序之外的干扰。
实现司法公开，实现对法官司法权力的制约，必须提高法官的素质及完善诉讼程序。只有当法官素质在整体上有了很大提高，而诉讼程序也有了长足进步的时候，才可以指望“公平如大水滚滚，正义如大河滔滔”的法治局面的出现。正义的防线将更加巩固。正如法社会学创始人爱尔维希说过一句名言：“法官的人格，是法律正义的最终保障。”
参考文献
[1] 参见[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M].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 [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M].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 屈茂辉 佘佐鹏.论法官自由裁量权[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秋季号).
[4] 尹志学.分权制衡与现代法治——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启示[J].法律科学.1998.(4).
[5] 朱义坤.法律专业英语[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P38.另参见贺日开.司法改革：从权力走向权威——兼谈对司法本质的认识[J].法律科学.1999.(4).
[6] 石文龙.论法官与良知[N].人民法院报.2002-10-31.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4年7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29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司法机关的职责
第三章 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职责
第四章 企事业单位、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的责任
第五章 社会保障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实施，依靠人民群众，运用政治、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稳定。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各行政区、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和主管治安工作的行政负责人对本行政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负全面责任。
第三条 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
（一）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严厉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查禁各种违法行为；
（二）严密治安行政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工作；
（三）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各级群众性治安组织；
（四）调解、疏导民间纠纷，消除不安定因素；
（五）加强对公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教育公民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六）教育、挽救、改造违法犯罪人员，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帮教和安置工作，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第五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打击与预防并举，治本与治标兼顾，重在治本；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司法机关的职责
第六条 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依法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
第七条 公安机关是社会治安的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侦查破案工作，提高发现、查获犯罪分子的能力，依法打击和查处各种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根据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适时组织专项治理或者组织集中打击查处违法犯罪的统一行动。加
强治安防范和各项治安管理以及治安保卫组织建设的指导、检查；依法监督考察监外执行罪犯和所外执行的劳教人员；教育被免予起诉和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员及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的人员；抓好刻字、制章、印刷、旅馆业、废品收购业、文化娱乐业、美容服务业、公共活动场所的治安管
理和控制；加强消防、交通安全管理和边防管理；以及其他应由公安机关负责或参与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应依法侦查有关犯罪案件，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及时批捕和起诉。监督监外执行罪犯的执行情况，考察、教育被免予起诉的人员；正确处理各种控告和申诉；结合办案开展法制宣传，向有关部门和发案单位提出检察建议。
第九条 人民法院应及时审判各种犯罪分子，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应当依法给予严惩。对判处管制、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员以及假释人员进行回访和考察；建立健全少年法庭，会同有关部门教育、感化、改造犯罪的未成年人；妥善审理民事、经济、行政纠纷案件
；及时处理申诉和群众来信来访；结合办案开展法制宣传，向有关部门和发案单位提出司法建议；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业务工作。
第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强普及法律常识和法制教育工作，指导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调解各种民间纠纷；开展公证、律师等法律服务；提高劳动改造和劳动教育的质量，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与教育。
第三章 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职责
第十一条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落实内部各项治安防范措施，防止发生违法犯罪和其他治安问题。并发挥各自职能作用，结合各自业务，做好本单位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共同承担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整体责任。
第十二条 民政部门应抓好基层政权建设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指导制定村规民约；加强社会团体、婚姻登记等方面的行政管理。做好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和调处行政区域争议以及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工作。
第十三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指导各类学校的校风校纪建设，指导学校与家庭、社会配合做好学生尤其是失足学生的教育工作，会同公安部门办好工读学校。
初级中学以上的各类学校应开展法制教育。
第十四条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部门应按各自的职责，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会同公安、工商行政部门查处制作、出版、传播和销售宣传反动、凶杀、暴力、淫秽、封建迷信内容的书报、刊物、音像制品、电子游戏等违禁出版物的违法行为以及非法出版的行为。
第十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查处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不法行为，扶持待业人员、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从事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协助公安、税务、物价部门查处有关违法犯罪行为。
第十六条 劳动部门应做好城镇待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就业安置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妥善安置或指导、协助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就业工作，加强劳务市场的管理，做好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工作。
第十七条 信访部门应及时、妥善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诉、控告或检举。
第十八条 卫生部门应加强医药市场、医疗秩序和食品卫生的管理，查禁有毒有害食品、伪劣药品，取缔非法行医，并与有关部门共同作好对性病的监测、检查、管理、治疗工作，配合公安、民政部门做好对吸食毒品人员的监测、治疗工作。
第十九条 城建部门应将公共场所、城镇居民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和司法机关派出机构办公场所、值勤场所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并负责监督实施。
第二十条 铁路、交通、民航、邮电等部门应加强对车站、码头、港口、机场和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客运、货运的治安管理以及邮政、电信通信的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减少铁路、公路、民航、通信事故发生，预防劫机、劫船、劫车事件，协同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抢劫、盗窃运输
物资、旅客财物和破坏铁路、公路、民航、通信设施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一条 商业、旅游及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所属宾馆、饭店、商店、景点等设施和场所的管理，落实治安责任制，防止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破坏治安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积极配合公安机关防范和查禁卖淫嫖娼以及查捕刑事犯罪分子。
第二十二条 银行、保险部门应加强内部安全保卫工作，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落实治安责任制，预防抢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积极开展与安全保卫工作紧密结合的保险业务，支持安全防范设施建设。
第二十三条 农业、林业、水利、土地管理、地质矿产部门应各负其责，及时调处有关权属争议和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第二十四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应对其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进行法制教育，提供各种咨询服务，组织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加强对后进和有轻微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的帮教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打击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等犯罪行为。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武装部门，应组织民兵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好治安防范工作。
第四章 企事业单位、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企事业单位应加强职工的法制教育，落实内部各项治安防范措施，加强要害部位的保卫工作，积极参加所在地区的治安联防活动，教育、关心、帮助本单位的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及有劣迹的人员。
第二十七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治安保卫、人民调解和治安联防组织，进行法制宣传，组织有益的文娱体育活动，教育、关心帮助本辖区内的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及有劣迹的人员，协助公安机关管理流动人口。
第二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的治安保卫组织，负责落实各项保卫措施，组织群众自防自治，做好本单位、本地区的治安保卫工作。
第二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组织，负责调解、疏导民间纠纷，对有危害社会治安可能的纠纷，应及时报请有关部门处理。
第三十条 群众性的治安联防组织应按照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在公安机关指导下，执行巡逻、值勤、守护和安全防范检查等任务。
第三十一条 公民发现有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提出控告或者检举。有协助司法机关抓捕正在违法犯罪或被通缉、追捕的人犯和向司法机关作证的义务。
第五章 社会保障
第三十二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死亡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依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符合烈士条件的，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对其家属予以抚恤。
第三十三条 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负伤致残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职工由所在单位按因公负伤致残办理；其他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参战残废民兵民工的规定办理。
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负伤致残尚有工作能力的待业人员，有关部门应优先安置就业，对致残丧失劳动能力或牺牲的，应优先安置其一名符合条件的直系亲属就业。
第三十四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负伤、致残或牺牲的，其医疗、丧葬、生活补助等费用，依法由侵害人或其监护人承担。侵害人或其监护人确实无力承担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事业职工由所在单位按工伤或因工死亡处理，其他公民由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支付，未建立“见
义勇为”基金会的，从当地民政部门管理的社会福利、社会优抚款项中开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同违法犯罪作斗争而误工的，视同出勤。
第三十五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致伤的，医疗单位必须及时抢救和治疗。
第三十六条 鼓励各地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奖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公民。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给予立功、晋级或授予荣誉称号：
（一）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成绩显著的；
（二）检举、揭发、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事迹突出的；
（三）调解、疏导民间矛盾，教育、改造、挽救违法犯罪人员，帮教安置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有劣迹人员，成绩显著的；
（四）保护、抢救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有突出贡献的；
（五）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有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单位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因不履行职责，疏于防范和管理，发生特大刑事案件或恶性治安事件，造成严重损失或恶劣影响的；
（二）对发生刑事案件和存在的重大治安隐患，经有关部门提出警告与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和整改建议，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
（三）发生刑事案件或重大治安问题隐瞒不报或虚假报告的；
（四）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其他重大失职行为。
第三十九条 司法机关对公民或单位的报案不及时受理或不主动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行政监察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司法机关人员有徇私舞弊或其他违法行为，由主管部门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医疗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由上级主管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对从事治安工作的干部、治安积极分子、证人和检举揭发违法犯罪的公民打击报复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弄虚作假骗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荣誉的，由批准机关撤销其记功、晋级或者荣誉称号，并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单位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