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资发法规[2008]194号
各中央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以下简称《企业国有资产法》）已于2008年10月28日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现就贯彻实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深刻认识贯彻实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意义
《企业国有资产法》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部重要法律，对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贯彻实施《企业国有资产法》，是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国有经济繁荣发展的需要。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宪法》第7条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国家富强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积累了数量巨大的企业国有资产。《企业国有资产法》作为国有资产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对企业国有资产的权益归属、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家出资企业及其管理者的选择与考核、关系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及国有资产的监督等基本问题作出了规定，《企业国有资产法》的颁布和实施，必将对巩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国有经济繁荣产生积极影响。
（二）贯彻实施《企业国有资产法》，是坚持改革方向，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总结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2003年3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并依据国务院授权对中央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2003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行政法规的方式确定了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地）人民政府相继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分别依照本级人民政府授权对相关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党的十七大报告充分肯定了五年多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的目标。《企业国有资产法》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把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成功做法上升为国家法律。目前，以《企业国有资产法》为龙头，以《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为基础，以国务院国资委制定公布的21个行政规章和115个规范性文件为主要内容，包括各省市国资委起草制定的1800多件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国有资产监管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完善国有资产立法取得重大进展。认真贯彻实施《企业国有资产法》，必将进一步推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为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贯彻实施《企业国有资产法》，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需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是党的十七大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要求。实践证明，按照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成立以来，我国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逐步到位，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逐步健全，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强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使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进入了全新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积极采取措施维护国有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有效遏制了改革改制过程中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企业国有资产法》吸收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基本做法，对于国家出资企业管理人选任与考核、关系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等作出了进一步规定，贯彻实施《企业国有资产法》将进一步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
二、 全面理解《企业国有资产法》的主要内容
（一）《企业国有资产法》明确了调整对象。《企业国有资产法》明确规定其调整对象为企业国有资产，即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从企业所涉及的领域看，不仅包括工商企业，还包括金融企业。从企业组织形态上看，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和国有资本参股公司等各类国家出资企业。
（二）《企业国有资产法》确立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根据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企业国有资产法》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作出了相应规定：一是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二是明确规定了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政企分开、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不干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的原则，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三是明确了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作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三）《企业国有资产法》明确规定了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及其职权和责任。《企业国有资产法》在总结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在第二章明确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并对其依法享有的职权和应承担的责任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有权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或者参与制定国家出资企业的章程，委派股东代表参加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会议等。同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保障出资人权益，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除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外，不得干预企业经营活动。
（四）《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了国家出资企业的财产权及其对出资人的相关责任。《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的国家出资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和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对其动产、不动产和其他财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的经营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国家出资企业对其所出资企业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同时，国家出资企业应当依法经营管理，接受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机构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对出资人负责。国家出资企业应当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设置会计账簿，进行会计核算，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向出资人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会计信息。国家出资企业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向出资人分配利润。国家出资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五）《企业国有资产法》确定了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的选择与考核相关规则。选择并考核国家出资企业的管理者，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的重要职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企业国有资产法》明确了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依法任免或者建议任免的企业管理者的范围，从品行、任职能力、身体状况等方面对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的任职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责的要求作出原则规定。同时，为保障和督促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履行忠实和勤勉义务，《企业国有资产法》对管理者兼职问题作出限制，规定了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的考核与奖惩等内容。
（六）《企业国有资产法》明确了涉及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企业国有资产法》立足于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立场，要求国家出资企业发生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进行重大投资，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转让重大财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时，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同时，还分别就企业改制、与关联方交易、资产评估、国有资产转让等重点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对于保护国有资产出资人利益提供了完善的法律依据。
（七）《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相关原则。为充分保障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收益权，《企业国有资产法》要求国家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取得的国有资本收入及其支出实行预算管理。同时，还就编列预算的收支项目、预算编制方法等作出原则规定，授权国务院规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八）《企业国有资产法》强化了国有资产监督。企业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强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是保障全民利益的根本措施。《企业国有资产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情况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对本法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等，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审计机关依法对国有资产相关工作进行监督。企业国有资产状况和国有资产监管工作还应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此外，《企业国有资产法》还对有关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了相应规定，有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有利于保护各方的合法利益。
三、认真做好贯彻实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各项工作
（一）立足于本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际，积极做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学习和宣传工作。要将《企业国有资产法》列为本集团、本企业“五五”普法的重点学习内容，企业领导人要带头组织专题学习，通过专家辅导解读、企业员工自学、开展知识竞赛等各种方式，借助企业内部局域网络、电视、电台、报刊、宣传活页等各种有效手段，广泛深入宣传《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实质内容。在学习宣传过程中，要结合本企业经营管理实际情况，注重分析研究企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寻找解决方法。
（二）依照《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积极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央企业通过建立董事会试点、整体改制上市等途径，不断探索创新，锐意进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工作持续推进，在提升经济效益、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应当看到，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等因素对我国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中央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主营业务集中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重要基础设施及重要自然资源领域。中央企业应当依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加快改革步伐，明确产权关系，不断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三）依法决定企业改革与经营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和国家出资企业的利益，严防国有资产流失。要严格遵循《企业国有资产法》、《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在企业改制、上市、合并分立、增减注册资本，发行债券、重大投资，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转让重大财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上，依法行使决策权，认真做好各项工作，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确保国有资产出资人和国家出资企业的利益，依法维护债权人、企业职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不断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各中央企业在贯彻实施《企业国有资产法》过程中，应当认真总结经验，及时发现企业贯彻实施法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向国务院国资委反映情况，为完善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法律制度作出贡献。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社区监督”是否切实可行
张锋平
引言：
据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清和街道实施“干部监督进社区”活动，在南昌社区将20多位处级以上干部的姓名、照片、所在单位与职务、家庭住址等信息在社区内公布，以便社区群众对这些干部的“8小时以外”进行监督。南昌社区的党委书记曲月媛说干部8小时之外大部分时间在社区，一些腐败现象也会发生在社区里，随着社区功能的日益完善，这里已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反腐倡廉阵地，因此决定在南昌社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进社区”的试点。
争议观点：
那么领导干部接受社区的监督是否切实可行，是否就是防止干部腐败的一剂良药呢？针对此情此景，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可谓争议甚大。
赞成者认为“社区监督”切实可行，是防止干部的一剂良药，是在新时代下防止干部腐败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新举措。他们的理由是：1、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纪检部门的监督也需要群众的广泛参与，缺少群众参与的监督是不完整的，因此只要不是涉及个人隐私，这样的监督有利于群众及时发现问题和反映问题，对于制止和减少腐败行为是有其一定意义的；2、在一定意义上说，社区监督干部“8小时之外”的行为扩大了监督的主体，拓展了监督的时空，也丰富了监督的方式，将“8小时以内”和“8小时以外”的监督结合起来，将“单位表现”和“社区表现”结合起来进行监督，是对监督形式的一种有益尝试；3、“社区监督”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约束”氛围，有利于营造廉洁文化。
而反对者认为“社区监督”并不能有效的防止、抑制腐败现象的产生，也有可能侵犯干部的隐私权，导致干群关系的紧张，更可能给那些不法之徒提供了方便之门。
法理分析：
那么社区监督干部“8小时之外”是否可行呢？笔者认为，领导干部应暂缓进社区，“社区监督”存在严重的弊端，应暂缓推行。
所谓的“社区监督”，就是把干部的有关信息在社区里予以公布，以便于群众参与监督。让我们来看看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是如何让社区监督干部的。据报道，南昌社区对干部“8小时之外”的监督主要从5个方面进行：一是将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有关信息，这里的信息主要包括干部的姓名、照片、所在单位与职务、家庭住址等信息通过展板在社区内公开，在各栋居民楼设立举报箱，进行群众监督；二是成立干部家属助廉协会，进行家属监督；三是邻里监督；四是聘请社区监督员进行监督；五是由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进行监督。社区还规定领导干部“8小时工作以外”的行为规范“八不准”，其中包括不准用公款出入各种娱乐场所、不准参与社会赌博等非法活动、不准在任何场合耍特权以及不准奢侈浪费等。
从以上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朝阳区的领导干部为了能有效的抑制住腐败现象，可谓是费劲了心思，动员了干部的家属、邻居、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等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其出发点是好的，这个我们无须否定，但是其想问题的立足点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从法治的要求出发了呢？笔者认为朝阳区的作为有所欠缺。
法治社会的首要条件就是依法办事。众所周知，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的一切行为只有在法制的框架内才能进行，但是，在此事件中，朝阳区的行为可以说不仅侵犯了干部的隐私权，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监督权限，更有学者指出这是对干部的一种歧视。
一、朝阳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干部的隐私权。
隐私有个人私事、个人信息、个人领域三种基本形态。其中个人信息包括一个人的身高、体重、身体缺陷、健康状况、社会关系、肖像、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范围十分广泛。个人私事包括一切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个人领域包括身体部位、行李、书包、日记等。
现代法治对普通公民的隐私采取绝对保护原则、对公众人物（如影星、球星等）隐私权采取相对保护原则，而对政府官员的隐私权采取最低限度保护原则。因为政府官员是社会公共事物的主持者和管理者，一举一动常常关系到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其隐私权应尽可能地向公众公开。
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是应受到一定限制，但政府官员仍应该享受一定的隐私权，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我们要对政府官员的隐私权加以限制，但对其基本的隐私权仍不可随意剥夺。在本事件中，如果未经干部本人同意，而公布了其姓名、住址、照片、所在单位与所任职职务，尤其是公布其家庭住址的作法更值得商榷，这不仅是对官员隐私权的侵犯，而且也给那些不法之徒提供了方便，给那些找不着“庙门”的“上贡者”提供方便，为给官员的安危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
有人认为，作为人民的干部，理应接受人民的监督，无隐私权可言。我认为干部的隐私权是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其财产状况等在一定情况下就得接受监督，就得说明来源，但是官员的正当的隐私权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正如行政法专家、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王景斌所言：“‘8小时之外’是个人的私生活空间，除国家司法机关侦查需要外，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对干部也是如此。作为公众人物，个人隐私的空间要小一些，但并非所有公务人员、机关干部都是公众人物。” 同时，社区公开信息这一行为本身要依法。不能将他人所在单位、所任职务和家庭住址都公布出去。《宪法》保护公民的住宅权、休息权和隐私权，同时某些干部的身份也不宜公开，如刑警队、缉毒队队长，其本人及家属的安全需要保护。
二、朝阳区的做法超出了法律规定的监督权限，也是对干部的一种歧视。
政府机关只有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的权力才是正当、合法的行为，而作为政府权力的末梢，街道有监督自己干部的权限，但就社区而言，法律明确规定其性质是居民自治组织没有实体权力，因此社区监督住户干部超出权限。任何政府的权力只有在宪法、法律的授权范围内才能行使其正当的权力，而朝阳区作为一个社区，却行使起了监督干部的职权，请问其权力是谁授予的，是经过合法程序授予的么？
而且对于干部随意进行监督也是对干部的一种歧视行为，是对干部的一种不信任行为。从法律层面分析，发动群众监督干部的前提思想肯定是“先假定所有的干部都有腐败倾向”，这与“无罪推定”的法理相悖；国家应该注重培养人们尊重他人隐私的习惯，社会需要良性互动，需要人际间的彼此信任，只有社会信任度达到极其低下的程度，才会出现发动群众进行社会监控的管理做法。而这么做，无疑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对建立全社会以信任为基础的良好人际关系产生巨大杀伤力，破坏良性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贻害深远。
三、盲目的依赖群众的监督只会增加监督的成本，并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行为。
先来看看现阶段我国的监督机制吧，现阶段对干部的监督主要有5个层面：一是侦查机关依法监督；二是纪检部门通过正当程序在法律权限内监督；三是人大、政协、政风行风监督员监督；四是媒体舆论监督；五是群众自愿协助政府监督，但这种群众监督要有严格限制，不能侵权。
而每一种监督都需要一定的成本才能使监督行为有效进行，侦查机关的监督需要资金，纪检部门也需要财政的支持。如果法治的成本太高，将有可能使人们不希望借助法治，而求助于制度建设，甚至人治，山扛爷、秋菊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法律能治理好那穷山沟，山扛爷他也不会被逮捕了。法治的成本只有低于人治的成本时，才能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群众监督在一定的情况下的确可行，但我们也应看到现阶段我国的法治尚没有达到那种“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群众的法治意识并不是很强，有时候还需道德加以制衡。尽管干部“8小时之外”大部分时间在社区，尽管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但某些干部要搞腐败交易，绝不会傻到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社区监督”有可能流于形式，成为干部追求政绩的一项“面子”工程，却不能真正得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那种认为社区监督干部“8小时之外”的行为扩大了监督的主体，拓展了监督的时空，也丰富了监督的方式，将“8小时以内”和“8小时以外”的监督结合起来，将“单位表现”和“社区表现”结合起来进行监督，是对监督形式的一种有益尝试的看法，单纯得看到了群众在法治中的作用，却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未能看到现阶段我国的法治状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是片面的，是不正确的。我们无法忽视群众在法治进程中的伟大作用，但也不能完全的依靠群众，要对群众监督进行限制，同时不能侵犯干部的隐私权。
四、从推行的实际效果看，“社区监督”并没有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更多的只是营造一种廉洁氛围的作用。
朝阳区从8月份公布干部信息以来，三个月来只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的事实，表明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得投入到监督干部的群体中来，更多的居民明确表示根本不认识干部本人，就是贴了照片，也无法有效监督，更多的认为是领导干部
抓政绩的一个“形象工程”罢了。居民不监督，所谓的“社区监督”又怎么能实际得发挥作用呢。
从根本上说，“社区监督”更多的只是想发挥更大的一个群体来监督干部，来塑造一个廉洁奉公的大环境而已。而要塑造这样的一个廉洁环境，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干部从自身抓起，抓好制度建设，抓好人员的录用制度，从源头上抓好，才是根本大计。我们应少搞“形象工程”，多做实事才是根本。
现阶段我国法治所必需的权利基础尚比较薄弱，缺乏强有力的自身监督机制，法治所必须的权利监督机制尚不完善，过于依赖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这是我国的不足之处，认识到了不足，就得想办法去改正不足，去提高自身。朝阳区勇于探索的做法是好的，但是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才是行之有效的长久之计，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只能靠法制，制度与法律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
法治之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我辈中人的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