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杨朝霞 北京林业大学


关键词: 环保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权/原告/正当性
内容提要: 环保机关依法履行了环境监管职责，仍不能有效保护环境的，可作为原告，提起旨在维护公共性环境公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体而言，环境权、诉讼信托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理论为环保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奠定了理论上的正当性基础。环境权是环境公益诉讼最核心的权利基础，为了更理性、更科学地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今后务必高度重视对环境权的研究。


　 2010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国家层面正式确认了环保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地位。[1]2010年8月，昆明市环保局以两家牧业公司严重污染村民饮用水为由，向昆明市环境保护法庭提起云南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请求判令被告停止环境侵害、赔偿治理污染所需432万余元。[2]对此，我们不禁要问：(1)环保机关置行政职权于不顾，反而运用民事诉讼的途径来保护环境，岂不造成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双重浪费？(2)作为行政主体的环保机关何以能“摇身一变”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以下，笔者试从环境公共利益维护的角度对环保机关以民事主体身份提起环境诉讼的正当性问题予以论证和说明，以求教于同仁。

　 一、环境公共利益的类型化：公众性环境公益和公共性环境公益

　 以环境侵害为依据，可把与环境有关的利益（均可因环境侵害而遭受损害）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人格利益，主要指生命和健康利益（有时还包括精神利益），因为生命和健康的维持都需良好的环境作为条件。二是财产利益，因为许多财产的获取和实现均需良好的环境作为条件，环境若受污染必损害财产，如养殖的鱼虾因水污染而死亡。三是环境利益，指环境的功能所体现出来的利益，如环境的供给功能（清洁空气和水源的提供等）、调节功能（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实际上，环境问题的本质即是环境功能的受损。众所周知，环境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独占性和消费排他性，因此，其凝结的利益往往表现为公共利益，如湿地的气候调节功能可惠及广大区域。不过，对某些特定的环境要素或具体空间范围的区域环境而言，其环境功能的受益人群很少，此时则表现为环境私益，例如通风、采光等。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均属于个体所有，本质上属于私益的范畴。但是，当人格和财产利益涉及不确定多数人时，这些叠加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便具有了广泛性，从而可纳入广义环境公益的范畴。据此，我们可把与环境有关的公共利益分为公众性环境公益和公共性环境公益两大基本类型。[3]

　 1．公众性环境公益是指由那些为不确定多数人所拥有，需以良好环境为条件（through environment）的私人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组合而成的环境公益。这种公益具有如下特征：(1)从利益归属上看，该类公益本质上属于人格利益或财产利益，之所以称为环境公益，是由于其与环境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易受环境质量好坏的影响。例如，人体健康因环境污染而受损。(2)从存在形态上看，该种公益体现为由不确定多数人所拥有的多人私益。这种公益在本质上属于私益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公益，是因为现实或可能享有此类私益的主体众多，为不确定多数人所拥有或享有，从而体现了一定的群体性和社会性。(3)从表征上看，这类公益具有群体性（环境受害者或环境付出者众多）、分散性（分属于分散的不同个体）、累加性（系多人私益的叠加，且私益具有个体差异性）、拟制性[4]等特征。(4)从法律保护方式上看，这种公益本可作为私益分别进行保护和救济，制度上之所以拟制为公益（“准公益”），是因为将这种多人私益进行群体性保护，如采用代表人诉讼、团体诉讼、集团诉讼等，成本更低、效果更好。

　 2．公共性环境公益是指以环境的功能为内容(to environment)而承载的环境公益。这种公益具有如下特征：(1)从利益属性上看，该类公益是对环境本身的利益，是实在、客观、真正的环境利益。(2)从类型上看，可分为经济性环境公益和生态性环境公益。经济性环境公益，即公共环境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源于自然资源的财产性）。例如，天然水产资源、可分配的环境容量资源本身所蕴含的经济价值。生态性环境公益，即环境的生态服务功能所蕴含的利益。[5]例如，森林所具有的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风固沙、保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利益等。(3)从表征上看，公共性环境公益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为多个私益，共同享有无明显个体差异）、客观性（客观上存在而非人为拟制）、公共性（非排他性和一定的非竞争性）、包容性（公益包容私益而非私益的叠加）、广泛性（牵涉面大，关乎一个区域的人群甚至后代和整个人类的利益）、弱私性（对私人的影响往往无显著紧迫性，当尚未发生人身和财产损害时尤其如此）等。初级侵害对象：环境利益 次级侵害对象：人身和财产利益

　 上述两类环境公益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公众性环境公益的受损或受益往往以公共性环境公益的受损或受益为前提或前奏。[6]例如，化工厂排放的废水首先使得饮用水环境质量下降，此后导致人体健康受损（如图1所示）。[7]不过，公共性环境公益受损却并不必然导致公众性环境公益的受损，例如小型油轮原油泄漏事故大多只是破坏海洋生态，并不造成个体的人身和财产损害。

　 当公众性环境公益遭受环境侵害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环境受害者可自行采用单独诉讼、代表人诉讼、团体诉讼、集团诉讼等传统诉讼方式进行救济，环保机关、检察机关等可给予支持（支持起诉）。环境受害者还可通过请求环保机关进行行政调处，来解决环境纠纷和救济其人身与财产权益。此时，从尊重当事人诉权自由（可放弃起诉）的角度出发，环保机关除了对其进行支持起诉外，[8]不能过多干涉，更不能越俎代庖强行代为起诉，否则势必侵害公民的起诉自由权。何况，以环保机关当前的人员配备也无法胜任这样繁重的任务。然而，当公共性环境公益遭受危害时，现有法律制度是否能够提供充分而有效的保护呢？换言之，是否需要环保机关为维护公共性环境公益而提起民事诉讼呢？

　 二、现行法律制度力不从心：公共性环境公益维护告急

　 公共性环境公益（以下简称为环境公益）自人类诞生以来本就客观存在，但只是在人类环境危机出现以后，此类公益才大规模、长时间、高频次地遭受损害，以致于现行法律制度对此不能提供充分而有效的保护和救济：

　 （一）环境民事制度“捉襟见肘”[9]

　 其一，所有权制度的不足。首先，按照传统所有权理论，所有权的客体必须具有可控性。然而，作为环境要素的空气、海洋、野生动植物尤其是整个生态系统并不能为人力所直接支配和控制，因而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以致于环境公益被排除在传统民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其次，根据传统民法私法自治的精神和所有权绝对的原则，公民不仅无权对环境要素和生态系统提出享有和维护环境品质的权利要求，而且在客观上还会纵容甚至刺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私有时）而造成生态破坏、任意排放废弃物质造成环境污染的不良后果。正如有学者所言，“限制所有权、改变以财产所有为中心的立法指导思想是环境法的首要任务”。[10] 再次，以财产权为基础的请求权和侵权救济制度，只能对环境公益实现附带性、间接性、滞后性的保护。

　 其二，人格权制度的不足。人格权制度对环境公益的保护范围和保护程度十分有限。环境侵害会损害物质性人格权，[11]于是，我们可运用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救济制度而间接保护环境公益，问题是环境侵害还会损害舒适和自然景观方面的环境公益，可对于景观享受而言，已远远超出了现行人格权制度的保护能力。

　 其三，相邻权制度的不足。首先，相邻权的适用范围有限。基于相邻关系原理，主张环境利益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彼此为不动产相邻人；(2)须为不动产权利的限制与不动产权利的扩张之间发生冲突。因此，当环境侵害来源于非相邻不动产权利人，[12]或造成环境侵害的不动产属于国家所有，[13]以及其利益主张与不动产权利行使无关时，[14]便不能运用相邻关系来处理了。[15]其次，相邻权难以保护较高层次环境利益。相邻权的享有以“必要方便”（最低限度的方便）为前提，对于较高要求的环境利益（如景观欣赏利益），相邻权制度便难以提供保护。再次，相邻权的权利效力有限。相邻权并非一种独立的权利，只是不动产物权的-种限制或扩张而已，即使可依相邻权维护环境利益，也会由于缺乏直接充分的权源而难以提供有力的保护。

　 其四，地役权制度的不足。地役权的适用范围有限，难以保护基本的环境利益。对于相邻关系中涉及的必要性环境利益，如必要的通风、采光利益，地役权并不适用。地役权的取得需支付对价，这可能不利于对环境利益的保护。另外，地役权往往受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的使用期限或剩余期限的制约，在维护环境利益上具有局限性。

　 （二）环境行政制度“鞭长莫及”

　 环境的公共性、环境资源利用的外部性，使得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方面或者容易出现“失灵”或者由于交易成本太高而难以广泛应用，于是，由政府机关来开展环境保护便是最经济、也是最通行的做法。然而，环境利益具有多维性和多层次性，需要多元的力量和多维的机制去维护，单纯依靠环保机关的行政监管活动—即使其依法行政、勤勉执法、恪守中立，杜绝一切渎职、滥用、贪污等违法行为一一也难以实现对环境利益的充分和有效保护：

　 其一，环境执法主管范围的不足。尽管根据现行立法，环保机关有对环境保护进行统一监督管理的职权，但由于受立法局限性的影响，具体到某些特殊领域和具体事务时，环保机关却无相应的职权。例如，现行环境立法并未赋予我国环保机关对光污染进行监督管理的职权，根据“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公权配置原则，对于城市的眩光污染和采光遮蔽的光妨害问题，环保机关无权干预。换言之，根据现行立法，某些环境公益可能被排除在环境行政机关的保护范围之外。

　 其二，环境执法启动条件上的不足。作为环境监管的法定机关，环保机关拥有多项行政权力，如环评文件审批权、责令限期治理的行政命令权、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权等。但是，为控制权力的过分扩张，法律通常规定了权力启动的条件。例如，环境影响轻微的建设项目（如散户养猪）不必启动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再如，只有建设项目排污超标或违反总量控制时，方可启动限期治理程序，环保机关才可对其责令限期治理或责令关闭。问题是即使单个污染源只造成轻微的环境影响，能实现达标排污（包括浓度和总量达标），但若在同一区域存在多个污染源，也会由于污染的累积和复合效应而造成污染事故，以致损害环境公益。[16]对于这些行政合法却客观上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分散型排污者，环保机关却无权责令其限期治理，[17]更无权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其三，环境执法手段的不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通常的环保行政手段为行政许可、行政命令（如责令限期治理）和行政处罚等，暂时还缺乏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约束权，更无行政强制执行权。也就是说，环境执法的强制性相当有限，如即使环保机关做出了责令限期治理和行政处罚等行政决定，若相对人（污染企业）拒不履行，环保机关也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法院对此的执行率一般较低。再者，抓到了就罚钱，没抓到就继续偷排，已成为企业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处罚限额过低、[18]“一事不再罚”的原则（缺乏按日计罚制度），也无形中滋生和助长了违法企业的嚣张气焰。

　 其四，环境执法功能的不足。依法理，公法和私法是有一定的分工和界限的，行政权不应过多干预私人的自由空间；此外，依法行政的原则也要求对行政权科以必要的限制。例如，环境行政罚款往往受到“上限”的封顶，故对违法企业的罚款，在数量上总是远远少于实际造成的环境损害。再如，行政机关虽然可依申请而处理环境纠纷，但一般不能主动介入纠纷，更不能自行责令相对人一方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申言之，对于环境违法企业，环保机关只能在法定权限的范围内开展行政执法，追究其行政违法责任。但是，对于企业所造成的公共环境损害，却无权运用行政权力，通过行政命令责令其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害、恢复环境、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19]例如，2004年的四川沱江水污染事故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约有100万人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而沱江生态系统的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然而，川化集团只用了1100多万元作为渔业赔偿，100万元作为行政罚款。对于巨大的生态损失，环境监管部门却无权进行补救。

　 （三）环境诉讼制度“爱莫能助”

　 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司法是实施环境法律、维护环境利益的基本手段，不过，从作用链条以及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功能和分工来看，环境执法为“上游”和“中游”措施，环境司法则为“中游”和“下游”手段，即环境行政执法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交由环境司法来解决。然而，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关于“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只有因环境侵害受到人身和财产损害的主体才有权提起诉讼。鉴于司法的被动性、准人性、成本性等特征，使得现行司法手段捉襟见肘，不能对环境公益的维护提供后续的保障：
不保护复利绝对不能挽救社会信用

陈深红


一、[概述]

　　法官为何不能吐旧纳新，解放思想？支持计算复利的法规已分颁发16年了，是什么原因让法官不依法支持复利？我实在是百思不解。
　　《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1993]8号 “各级人民法院，要认清形势，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要严格依法办案，正确适用法律，提高办案质量，进一步加强和改革经济审判工作，要加强调查研究，把情况吃透，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及时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指导下级人民法院搞好审判工作。”
　　1995年听徐闻县党校的老师讲《政治经济学》课时说“资本主义国家对复利是保护，我国解放前对复利是保护，现今我国对复利不保护是国情不同。”从那时起，给我留下了悬疑：国情不同，资金占用的计息方法就不同？理由何在？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目前法官审判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基本都不支持债权人对于逾期付息计算复利的请求，使违约成本低于诚信的成本，这是非法干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从而破坏了社会信用、经济有序运行及社会和谐。
君子忧道不忧贫，我虽不是君子，也是忧道，而不忧贫。如果国民都行之有道，法官都判之有理，社会和谐，虽贫也乐在其中。
　　现在社会信用非常之差主要是因为“逾期付利息法官判决不支持复利”造成。
　　从杜甫的茅屋被秋风所破歌 “安得广厦千万间，吾户独破受冻死亦足！”联想到法官若能理智地认识了“逾期付息，法律是支持计算复利的”对提高社会信用有很大的促进，“吾债权独被侵害而受穷亦乐唉！”。
　　社会信用差使我打官司有30多桩，得知有90%以上的债务人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是因为违约能占便宜。一开始的几个案我就觉得判决不合理，但法官都说法律不支持复利。那时我说：“是法律荒唐使法官判决也荒唐”。我曾对一位副院长谈及社会信用问题，他说“有钱千万不要借出去，钱一到别人的手就是别人的，收不回来”很多人也是这么说。我想：这还是社会？对此，我忧心如焚，是谁造成的？谁都有缺钱的时候，诚实信用，互相借贷，才能促进资金流通，经济得到发展。另一位庭长也像副院长那样对我说，后来他反而请我帮他朋友向别人贷些高利息的钱投资，短时间他的朋友能获利润4万元。我曾多次听人说过“前几年农村还有人借贷，现在几乎不敢了。”神圣的法官们，你不觉得可悲吗？，
　　打官司后，我总觉得法律不支持复利是不合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1999年写了《为什么赖债人这么多》一文，分析了不计复利会导致社会信用差，想建议立法机关补充支持复利的法规。那位副院长鼓励我寄给中央法工委。经过不懈地学习法律，我才发现支持复利的法律早已颁发，但很多法官还是认为法律不支持复利，造成错误判决，引导了赖帐的人越来越多。
　　法官必需认清，各经济主体只有在平等地位和公平地进行竞争，优胜劣汰，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正确理解法律是保护逾期付息计算复利，经济有序运行必需依赖于法律。
　　为什么支持复利法规已颁发16年法官未接受呢？本人反复推敲：应是受马克思名言“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及《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误导。一提复利（利滚利），人们更厌恶借贷资本家对这一剩余价值的追求。也就是资本中的复利是“罪恶” 已经深深扎根在人们头脑中成为信仰了，所以，在立法的开始就不敢承认复利。
　　在社会实践中发现了问题，所以，后来司法解释及《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规则都支持复利了。但又被2001年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适用合同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主编吕伯涛的书中“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所确认。《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都明确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复利（第125条、第7条）。合同法虽然没有对复利问题应否保护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从其确认的借款合同的基本原则、规则看，是不承认复利的。因此，对于该法实施后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仍应按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要求处理，对复利不予确认和保护。”这个错误观点阻碍了借款合同正确实施。

二、[利息与利率]

（一）利息与利率的含义

　　当个人或企业向银行贷款时，都要支付利息。即使用自有资金，不需向别人支付利息，但失去了将这笔资金存入银行而将来获得的利息。所以，占用资金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就是利息。也就是说，利息就是因占用资金而支付的费用。而利率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所支付的利息和本金之比。此规定的时间一般为一年或更短些。
　　资金利息的大小取决于利率的高低和资金占用的时间。在同等的利率情况下，占用的时间越长，则利息越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资金具有时间价值。
　　资金具有时间价值，主要是因为资金转变为生产资料所在劳动的作用下，会产生超过投入资金的收入，此超过部分就是利润。正因为如此，有时将利息的含义扩展为利润，而利率就要相当于利润率。从广义上讲，把资金借给别人使用也是一种投资。

（二）单利和复利

1．单利
　　当支付的利息和占用资金的时间、本金及利率成正时，此利息就是单利。
　　单利的计算公式是：利息=本金×利率×期限。本利和=本金×（1+利率×期限）。公式中利率与期限可以年为单位，也可以月或日为单位。单利的利息为算术级数增加。
　　如果用I表示利息，则单利可以表示为： I=Pin ；如以F代表本利和，则：F=P+I=P+Pin =P（1+in）。式中P——本金；n——利息期数（如年数），即占用资金的时间；I——单位利息期的利率（如年利率）。

[例1]某人以6%的年利率借款1000元,借期5年。按单利计算。求5年后应归还的利息多少？

[解]P=1000； n=5；i=6%； I=Pin=1000×0.06×5=300元

　　单利计算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本金才计利息，计息期的利息不再计算利息，即在贷款期末一次计算利息，而不管贷款期限多长。

2复利

　　计算单利时，利息是在贷款期末一次计算的，而在复利计算中，是在贷款期内每一计息期（一般为一年或更短些）计算一次利息，并把这次的本息和作为下一期计算利息的本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利滚利”。

[例2]某人以6%的年利率借款1000元，借期5年。按复利计算。求5年后应归还的利息。

根据复利的定义，其计算过程如下表。

表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