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安顺市行政效能监察办法》的通知
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安顺市行政效能监察办法》的通知
安府发〔2010〕14号
各县、自治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级国家机关各工作部门，省驻安单位：
《安顺市行政效能监察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Ｏ一Ｏ年九月十六日
安顺市行政效能监察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效能监察，提升行政效能，优化发展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安顺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和经批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效能监察，是指行政监察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履行职责的效率与质量所实施的检查、调查、纠正、问责等活动。
第四条 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应当坚持行政效能监察与行政效能建设相结合、预防与治理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机构
第五条 市、县（区）政府（管委会）建立行政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各级行政监察机关（监察机构）；根据工作需要从有关行政机关、新闻单位抽调人员开展工作；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察员、行风评议员等有关人士参加行政效能监察工作。
第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对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第三章 行政效能监察职责
第七条 行政监察机关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 组织、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效能监察工作；
（二） 监督检查、考核评价机关行政效能和软环境建设情况；
（三）受理涉及行政效能和发展软环境问题的投诉举报；
（四）检查、调查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政活动中影响行政效能的行为和问题；
（五）根据检查、调查或评议考核结果，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实施行政问责或提出处理意见、建议；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章 行政效能监察制度
第八条 着力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制度建设，主要建立健全以下制度：
（一）首问责任制。首问责任制是指行政机关首问责任人对办事人的来电、来信或者来人咨询、办理业务进行认真登记、及时办理的制度。属于职责范围内的承办事项，应在规定办结时限内办理；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应认真解释和答复，按时限帮助引导到相关单位、部门办理。
（二）限时办结制。限时办结制是指行政机关在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审批、审核或其他服务事项时，必须在规定或承诺时限内办结或予以答复的制度。
（三）服务承诺制。服务承诺制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职能分工和工作要求，对服务的内容、程序、时限以及服务标准等事项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的制度。
（四）软环境建设监测制。软环境建设监测制是指在重点部门、企事业单位、便民服务机构和群众中建立一批监测点，对软环境建设、效能建设情况进行动态监测，督促有关部门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的制度。
（五）一次性告知制。一次性告知制是指管理相对人到行政机关和政务大厅办事或咨询，经办人员必须一次性告知所要办理事项的依据、要件、程序、时限等全部信息材料的制度。
（六）效能监察投诉制。效能监察投诉制是指在行政监察机关建立效能监察投诉机构，开通投诉举报电话和电子举报邮箱，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受理效能投诉的制度。
第五章 行政效能监察重点
第九条 监察机关开展行政效能监察时，重点监督、检查下列影响行政效能的行为和事项：
（一）对中央、省、市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不落实、不按时落实的；
（二）工作“庸、懒、散”，无正当理由上下班迟到、早退；工作时间玩游戏、打麻将等无所事事、有工作不干等行为的；
（三）在办理行政审批（许可）事项中，擅自设立审批许可条件、增加行政相对人办事难度的；
（四）利用行政审批权对行政相对人吃、拿、卡、要等行为影响群众办事、损害发展软环境的；
（五）不按规定时限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损害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
（六）不落实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等制度，故意设置障碍，增加行政相对人办事成本、办事难度、延长办事时间的；
（七）应当纳入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事项不纳入、或者在窗口职责权限内应办理而不办理的；
（八）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牵头部门不履行牵头职责，或配合部门不配合牵头部门工作，造成工作延误的；
（九）其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损害行政效能的事项。
第十条 行政效能监察以日常监察和专项监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监察方式包括受理投诉和检查、调查、暗访、评估，以及运用电子监察系统实时监控等方式。行政效能监察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启动；涉及重要的效能监察事项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一条 建立行政效能考核评估制度，由行政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选择一批行政机关进行考核评估，选择面不低于当地行政机关总数的30%。
第十二条 实施专项效能监察，应当向被监察的单位发出行政效能专项监察通知书。通知书应当载明主要内容、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通知书由监察机关负责人签发。
第十三条 实施行政效能监察，应当全面客观地了解情况，收集证据，查清问题及原因，听取被监察单位和人员的陈述和申辩，实事求是地提交行政效能监察报告。
行政效能监察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检查或调查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被监察的单位和人员的主要责任，处理依据、意见，以及加强管理、完善制度、改进工作的建议。
第十四条 效能监察结果处理。监察机关根据效能监察结果，开展行政效能问责。重要的行政效能问责决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章 行政效能问责方式
第十五条 依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共安顺市委关于开展警示诫勉工作的实施意见》、《安顺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规定，按干部管理权限，由有关部门或监察机关采取以下方式实施问责：
（一）行政效能告诫；
（二）警示诫勉；
（三）责令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六）组织处理（含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七）予以辞退。
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监察机关在实施效能监察中发现有违法违纪事实需要给予党政纪处分的，由纪检监察机关按程序办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效能问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行政效能问责救济。被问责人员对行政效能问责不服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复核、申诉；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行政效能问责的执行。
第七章 问责结果运用
第十七条 机关工作人员一年内受到行政效能问责一次的，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受到两次问责的，年终考核为不合格，所在单位（部门）年终目标考核不能评为一等奖。单位（部门）受到行政效能问责一次的，年终目标考核为末等奖，同时取消主要领导当年评先评优资格。
监察机关或有关部门应当将行政问责结果抄送同级公务员主管机关，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问责结果抄送同级监察机关。
对省驻安单位的行政效能问责，由市级监察机关将问责情况通报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建议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安顺市监察局、安顺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各县（区）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
——宪政问题研究系列之一
谢维雁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1]。这意味着，宪政决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所得。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宪政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时代之主潮流，它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常规形态。极少数国家虽未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却也采取了宪政的形式以掩盖其反宪政的实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宪政具有普适性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或者说，它必定可以为人们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稳定方式和制度性措施，能满足人们某种普遍的、一般的、恒定的需要。宪政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普遍性。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揭示了它所要达成的价值目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把握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宪政的前提。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 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 。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强为基本动力，“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主要是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政价值观”[9]。而在实践中，也未形成有效的规则和程序对社会生活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规制。宪政基本上停留在作为规范表现形式的宪法上，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对宪政的工具化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具有普遍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亚洲国家在面临殖民统治，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人们把西方强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立宪主义，归结于它们有统一的宪法，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并以宪法精神制约社会生活，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有了保证。因而，忽视了对立宪主义的价值判断，简单地从救国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立宪主义 ，移植立宪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立宪主义的工具化与社会危机”[10]。实行宪政的第一步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实现这种价值的制度构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曾有过保障人权的观念，宪政运动虽历时百余年，却至今仍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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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前言。
[2] 这是卞悟先生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其内容与本文主旨并无关联。见《读书》，1998年第6期。
[3]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5页。
[4] （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5] 依笔者之见，宪政的基本价值应当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等但毫无疑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人权保障居于核心地位，而秩序维护、权力制约和利益协调等则居于从属或者次要地位。（见拙作：《宪政基本价值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6]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7] 蔡定剑：《中国宪政运动—百年回眸与未来之路》，刘海年主编：《人权与宪政》，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8]李步云：《宪政与中国》，李步云、张文显主编：《法理学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页。
[9]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俞荣根“序”。
[10]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