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人大监督
与检察独立的辨证关系
●方 良 方跃彪
【内容提要】党的领导、人大监督与检察独立⑴并非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在检察事业当中，首先，若要坚持、维护和实现党的领导，则必须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而坚持、维护和实现了检察独立，也就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的领导。其次，坚持、维护和实现人大监督，有利于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的逐步形成；而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则有利于保障人大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
【关键词】 党的领导 人大监督 检察独立
在我国现有的宪政架构之下，检察机关必须在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之下开展工作。然而检察权外在的司法属性及其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亦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决定了检察独立不仅仅只是一项司法原则，而且更应该是一项人权（保护）原则与宪政原则。因此，在党的领导、人大监督与检察独立之间，是否存在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探讨和研究。而笔者所提出的答案则是肯定的。
一、党的领导与检察独立的辨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年，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其科学的政治主张和千百万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经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的确认，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国家的领导党与执政党。这
既是历史的选择，亦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建国50多年来，我们党在建党理论上还没有自觉到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也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上弄清作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的区别。因而长期不能适应掌握政权后和在国家建设中，党的性质、地位、作用、职能、治国方略、领导方式方法等等的质的变化或部分质的变化，未能实现这一系列由此岸到彼岸的历史性的过度。”⑵仅就党检的关系模式而言，即使十年“文革”动乱时期不计在内，早在一九五四年宪法中即已确立的检察独立这一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与司法原则，却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也一直未能真正地确立起来并得到普遍的遵从。以党代检，党权破坏或损害检察独立之事时有发生。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主要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国家政务中将党的领导权完全等同于执政权所致。⑶在这种党检、党审关系模式之下，从党中央到地方党委，都可以打着服从党的领导、与党中央或党委保持一致的旗号，事前不受任何限制、事后也不受任何追究地给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发号施令，破坏和损害我国包括检察独立和审判独立在内的司法独立原则。⑷而面对来自党中央或地方党委的号令，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即使明知其违反宪法和法律，也只能听命屈从，根本就无法加以抗拒。否则，司法机关将承担着很大的风险（个人可能丢官，机关可能失财），往往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前几年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极大、颇受关注的原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腐败案，其在任舞钢市市委书记期间，恣意破坏和损害司法独立，制造吕净一冤狱案之行为，可以说是在现行这种党检、党审关系模式之下造成司法腐败的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案例。
事实上，在掌握国家政权并决定实行宪政之后，对于作为一个整体且一身兼二任，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领导权并不完全等同于执政权。在权能、来源和范围上，二者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更有着质的区别。作为领导党，其领导权并非国家权力，而只是一种政治思想权威。这种政治思想权威“主要是靠它所倡导的科学的政治理想和主义的思想吸引力，它的治国纲领、路线、政策所正确体现的人民意志与利益的政治引导力，它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牺牲奋斗的精神感召力，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并为宪法（序言）所确认”。而且“其领导权威影响所及的范围，包括了国家政务活动与全部社会
生活，要比作为执政党的权力涉及范围宽广得多。其代表性与联系群众的面也广大得多”⑸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权威而非国家权力，党的领导权并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因而其只能“发号”而不能“施令”。也就是说，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治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去进行指导和号召，以其政治思想权威使人信从。只能通过向国家权力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和推荐人选，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即宪法和法律，使党推荐的人员当选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进而通过由这些当选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的执政党，⑹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行使执政权。而绝不能以仅在党内发生效力的党的强制力去直接指挥、命令、强制国家政权机关与全体人民服从党的决定。
在此，党的领导与党委的领导，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必须加以厘清的问题。在现实当中，我们往往把坚持、维护和服从党的领导理解为坚持、维护和服从党委的领导，将其二者也完全等同起来。事实上，党委的领导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党的领导。由经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而当选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的执政党，是在国家政务中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维护和实现党的领导的主要力量和领导体制，其在各级国家政权机关中“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按照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系统划分，依法接受中央的领导和上级党政的领导，也就是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的领导，无须同级党委再君临其上去发号施令。而地方各级党委的基本职责，除了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会的决议，领导本地方的党务工作，定期向上级党委报告工作之外，主要就应该是保证和监督在同级国家政权机关中“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依法执政，而不能成为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的权力机关，其领导人更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太上皇。因为，根据国家的民主和法治原则，根据宪法和党章的规定，党的领导机关与其领导人只是由党员选举产生的，根本就不具备凌驾于经国家主人即公民选举产生的国家政权机关之上的合法性。⑺换一个角度说，前文提及的李长河恣意破坏和损害司法独立、制造吕净一冤狱案之行为，也就是这种将党委的领导等同于党的领导所带来的恶果。
而作为执政党，其执政权则是一种国家权力，是人民主权的让渡。只有通过人民的直接或间接选举，在当选之后才能执政，才能取得组成国家
政权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资格。而且其执政权所能施及的范围，主要限制在一个“政”字即国家的政务之上，包括立法工作、行政工作与司法工作。虽然，执政权作为国家权力而具有国家强制力，权力相对方一般必须遵从。但是，作为人民主权的让渡，执政权又必须受到由人民意志转化而成的国家意志即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或约束，即执政党必须依法执政。也就是说，执政党虽然由经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而当选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然其并不能以党的名义去直接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而是必须依照经过法定程序，由党所正确反映和集中了的人民意志转化而成的国家意志即宪法和法律，并以国家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名义行使之，从而实现党对国家政务的领导。
此外，作为执政党，其不仅要接受来自全体人民的监督，而且还要接受来自党内的监督，即领导党的监督。而作为领导党，其不仅要通过党内的系统对执政党进行监督，而且还要自觉地领导全体人民对执政党进行监督。⑻
从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二者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质的区别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坚持党的领导，并非是以党的领导权来代替执政权，以党的名义去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坚持依法执政，也绝非以执政权来代替党的领导权，排斥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检察权则系国家权力（亦即党的执政权）之一支。检察权外在的司法属性及其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亦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决定了检察独立不仅仅只是一项司法原则，而且更应该是一项人权（保护）原则与宪政原则。尽管我国宪法关于检察独立的内容规定不尽如人意，还存在着便于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对其进行干涉或破坏的立法上的漏洞。⑼但是，宪法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系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
相统一的最集中和最高级的体现，它在规定了检察独立的同时，同样也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且党章也规定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因此，党的领导与检察独立并非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在检察事业当中，若要坚持、维护和实现党的领导，则必须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而坚持、维护和实现了检察独立，也就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的领导。任何对检察独立的破坏和损害，就是对党的领导权（威）和执政权的破坏和损害。
令人欣喜的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显然，党的十六大报告不仅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建立新型的党检、党审关系模式指明了方向。即在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中“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只要其依法接受中央的领导和上级党政的领导，也就是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对检察事业和审判事业的领导。党委与检、审两家的关系，仅限于党委向同级国家权力机关推荐人选，经过法定程序，使他们当选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可以预见，我国包括检察独立和审判独立在内的司法独立，作为我国的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得到真正的确立和普遍的遵从。
二、人大监督与检察独立的辨证关系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与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
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我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是“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也就是说，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人民代表大会即人大机关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若从权力划分的角度来看，则我国对国家权力的划分并不像西方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划分方法那样，仅将国家权力作一次性划分，将之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项彼此平行、各自独立、相互制约的权力。我国对国家权力的划分属于二次划分。第一次划分，是由作为国家主权所有者的人民以选民的身份，通过直接选举或间接选的方式，将全部的国家权力委托给人大机关行使。第二次划分，则是由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唯一代表的人大机关，将国家权力中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分别授予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使。经过二次划分，人大机关最后所拥有的国家权力中的立法权，以及因其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的唯一代表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进行授权后而产生的、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监督权，自然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第一级权力。与此相对应，人大机关自然就是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即最高权力机关。相对于人大机关的立法权和监督权而言，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自然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第二级权力。与此相对应，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自然就是人大机关之下的国家二级权力机关。
在我国这种“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的政治体制之下，人大机关首先是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在本级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唯一代表，其次才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之一。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唯一代表，人大机关的法律地位高于其他一切国家机关。只有在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之一时，人大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法律地位才是平等的。⑽
仅从检察机关与人大机关的法律关系来看，作为国家二级权力机关的检察机关，虽由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机关产生，但在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唯一代表的人大机关将国家权力中的检察权授予检察机关之后，人大机关也就丧失了其对检察权的行使权，其对检察机关所拥有的就只是一种监督权而已，检察权最终只能由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而
检察权外在的司法属性与其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决定了检察权必须由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我国宪法中关于检察独立原则的规定，只不过是检察权外在属性与其内在品质的法律表现形式而已。
然而，检察独立与司法独立中的另一项原则审判独立一样，并非一项绝对的、无条件的金科玉律，它除了必要性之一面外，还有着相对性之一面。其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检察独立的确立以检察机关的理性化为前提，检察独立的程度应当与检察机关理性化的程度相当，至少不能有明显的不协调。因为检察独立意味着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时具有独立自主性，若检察机关理性不足，缺乏合格的检察官与公正的程序，检察的公正性受到普遍的质疑，检察独立性的增强反而会造成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擅权枉法与专横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有理性的检察机关和公正的检察，人民才会放心将权力交给检察机关，才能形成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二是独立检察必需以制约与监督为要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使是每一个“理性的检察机关”和“理性的检察官”，也都有其人格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局限性，他们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或超凡入圣。因此，检察机关的理性化程度再高，那也只能是一种表示检察官合格、检察机关结构合格和检察程序合格的“形式上的理性”而已。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在独立检察的过程当中出现检察失误甚至擅权枉法或专横腐败，以致造成检察不公，则在所难免，实属必然。由“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恒古不易的公理所导出的必然结果，就是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受到其他权力和权利的制约与监督。检察权自然也不能置身例外。⑾我国宪法中关于人大机关有权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规定，即是权力制衡原则的法律表现。然而，我国所实行的“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微观的、直接的、横向（双向、平行）的监督制约关系，只能在同为国家二级权力机关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三者之间产生。而在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机关与作为国家二级权力机关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之间产生的，就只能是一种宏观的、间接的、纵向（单向、垂直）的监督制约关系。
对检察权的监督，无疑应通过对直接行使检察权的检察机关和检察官进行监督来实现。而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监督，则应以其行使检
察权的行为即检察行为和与行使检察权无关的行为即非检察行为为对象。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检察行为的监督，属于程序内监督。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非检察行为的监督，属于程序外监督。显然，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监督，应以程序内监督为核心，因为它对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和检察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即其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的实现，发挥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而程序外监督，则以保证程序内监督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目的，是程序内监督不可或缺的补充。
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程序内监督，可分为检察机关外部主体的监督与检察机关内部主体的监督。就前者而言，在诉讼程序内，审判机关、当事人、律师、其他诉讼参与人，甚至普通公民，作为检察机关外部的监督主体都可以通过法律赋予的权力（权利）和规定的方式，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检察行为进行监督。其中，审判机关依法对检察机关的公诉和抗诉等检察行为所进行的监督，即属于国家二级权力机关之间的一种微观的、直接的、横向（双向、平行）的监督。就后者而言，在诉讼程序内，上级检察机关作为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主体，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检察一体化”制度和检察程序对下级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检察行为进行监督。
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程序外监督，可分为检察行政监督和检察官弹劾制度。平时，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非检察行为通过检察机的组织纪律和检察官的伦理准则来约束。当检察机关或检察官违反职责的行为情节较轻时，由其所在的检察机关或上级检察机关通过检察行政监督对检察长或检察官进行惩戒，可给予警告、记过、罚款等处分。当检察机关或检察官违反职责的行为情节较重，具有应被罢免的法定理由时，则需要启动检察官弹劾程序，由人大机关代表组成的法庭对检察长或检察官进行罢免审判。⑿同时，人大机关还可以通过审议检察机关的工作报告而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进行整体的监督。而至今仍颇有争议的主要是针对审判机关的人大个案监督，因其既无法律依据又涉及具体个案，似乎既不在程序外监督之列，亦排除在程序内监督之外，可归为另类。显然，人大机关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监督，即属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国家二级权力机关之间的一种宏观的、间接的、纵向（单向、垂直）的监督。
由于人大机关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监督，是一种宏观的、间接的和纵向（单向、垂直）的监督，是一种并非针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
检察行为而是针对其非检察行为的程序外监督。而检察独立作为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其所要褒扬和保障的是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的行为即检察行为，其所要贬损和排斥的则是检察机关和检察官违反职责的非检察行为。因此，人大监督即人大机关依法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非检察行为所进行的程序外监督，与检察独立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党的领导与检察独立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样，并非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套用美国法学家考夫曼关于司法独立的一段话⒀来说，检察独立作为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只有在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们通过其模范行为和业务上的自我克制，继续不断地争取得它而无愧于它的时候，这一原则才会坚持下去。而人大监督作为一种程序外监督，是以保证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检察行为所进行的程序内监督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目的，是程序内监督不可或缺的补充。显然，坚持、维护和实现人大监督，可以促使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为了检察权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不断地提高其理性化程度；而其理性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更有利于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的逐步形成，有利于保障人大机关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而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也可以促使人大机关为保证其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而不断地提高其监督的水平和监督的能力；而人大机关监督水平和监督能力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更有利于人大机关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有利于坚持、维护和保障检察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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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广西隆安县人民检察院。
⑴ 本文中的检察独立，作为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指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只服从法律。
⑵ 郭道晖：《治党：固守陈规还是与时俱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领导党的历史转变》，《法学》2002年第7期。
⑶ 当然，党与人大、行政、审判机关的关系亦是如此。
⑷ 由于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制，因而其司法权仅指审判机关即法院的审判权，其司法独立亦即指审判独立，而不包括检察独立。由于我国的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同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因而我国的司法独立除了审判独立之外，还包括检察独立。
⑸ 同⑵。
⑹ 本文中的执政党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不同，其特指由经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而当选为
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的一个整体。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沿海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沿海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政办发〔2008〕57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加强我省沿海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维护水上交通秩序，保障船舶、排筏航行、停泊和作业安全，保护水域环境，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山东省沿海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十月十五日
山东省沿海水上水下施工作业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山东省沿海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安全监督管理，维护山东省沿海水上交通秩序，保障船舶、排筏航行、停泊和作业的安全，保护水域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施工作业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港口建设管理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山东省沿海水域进行涉及通航安全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以下简称施工作业)，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施工作业安全监督管理应当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安全管理。要建立全覆盖的生产经营单位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山东海事局负责山东沿海水域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其下设的各级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具体负责其管辖水域内的施工作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交通、安监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省交通主管部门、省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山东海事局应联合建立施工企业的诚信管理制度，并协调发布施工企业的诚信信息。
第二章 施工项目管理
第六条 拟参与施工作业的单位应具有与其承包工程相适应的资质，需实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的，还应持有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七条 项目建设单位在组织招投标时，应当在招投标公告或者招投标邀请书中，要求拟参与投标的施工单位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业绩情况、《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记录及施工期间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措施等，并将其作为招投标文件的内容。
对于安全诚信记录较差的施工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在组织招投标时，不得确立其投标资格。
第八条 项目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建立项目法人责任制度，在签订承包合同的同时，应当单独签订安全协议。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第九条 项目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从事本办法所涉及的施工作业，应向施工作业所在地的海事行政主管机关递交施工作业通航安全审核申请，并取得海事行政主管机关的许可。
第十条 提出书面申请时，应填写《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安全审核申请书》，并提供以下有关资料：
(一)有关主管部门对该项目批准的文件；
(二)与通航安全有关的技术资料及施工作业图纸；
(三)安全及防污染措施计划书，应急预案或证明材料；
(四)与施工作业有关的合同或协议书；
(五)施工作业者的资质证书及影印(复印)件；
(六)施工作业船舶的船舶证书和船员适任证书及其影印件；
(七)施工作业者是法人的，还应提供其法人资格证明文书或法人委托文书；
(八)已通过评审的通航安全和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九)航行警(通)告发布申请(必要时)；
(十)专项维护申请(必要时)；
(十一)在港口水域内进行采掘、爆破等活动还应取得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爆破作业许可；
(十二)在施工作业期间，有需要潜水员进行水下作业的，应将潜水员水下作业时间、潜水员证书、工作方案及安全应急措施书面报备海事行政主管机关。
第十一条 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在收到符合要求的申请后，应在国家规定的时间内做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未获得海事行政主管机关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可的，不得擅自进行施工作业。
第十二条 施工作业单位进行施工作业前，应向海事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发布航行警告、航行通告。
第十三条 施工作业期间，施工作业单位设置的安全作业区和警戒区须报经海事行政主管机关核准、公告；施工作业者不得擅自扩大施工作业安全作业区的范围。
第十四条 从事施工作业的船舶、排筏、设施须在规定的区域进行作业，并按有关规定在明显处昼夜显示号灯、号型。
第十五条 严禁施工作业者随意倾倒废弃物和污染物。
第十六条 施工作业结束后，施工作业单位应及时向海事行政主管机关提交涉及通航安全的竣工报告。工程中有关涉及通航安全的部分经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三章 施工船舶、设施和人员
第十七条 参加施工作业的船舶、设施的技术条件应与施工作业区相适应，并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施工单位应为施工作业船舶配备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合格船员。
第十八条 内河船舶、渔业船舶到沿海从事施工作业，应符合《山东省海上施工船舶临时性简化检验标准》，并持有船检机构签发的相应证明文件。
第十九条 符合第十八条规定的内河施工作业船舶，在限定的区域内按照《山东沿海水域内河施工船最低安全配员表》配员，到施工地所在地的海事行政主管机关申请核发最低安全配员证明文件。其他船舶配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中关于海船配员的标准要求执行。
最低安全配员证明文件应与《船舶国籍证书》配合使用。
第二十条 施工船舶停泊时，应留有足以保证船舶安全操纵的船员，保持有效值班。非自航施工船舶、设施还应当配备足够数量和适当功率的机动船值守。
第二十一条 每一艘施工作业船舶均应随船配备《船舶安全检查记录簿》，连续记录船舶安全检查情况。
第二十二条 最低安全配员证明文件可由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申请，申请时必须提交下列文件：
(一)《船舶国籍证书》或同等效力文件；
(二)船舶符合《山东省海上施工船舶临时性简化检验标准》，并持有通过临时检验的证明文件；
(三)海事行政主管机关签发的工程项目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可文件副本以及项目单位同意船舶参与施工作业的证明文件；
(四)拟进行施工作业的区域、连续航行时间以及船员休息时间的书面材料；
(五)办理人员委托书及身份证明文件。对于符合要求的，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在收到申请后7个工作日内签发最低安全配员证明文件。
第二十三条 在施工船舶和设施上工作的船员和作业人员应完成《山东省海上施工船员和作业人员安全培训纲要》规定内容的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取得“海上施工安全培训合格证明”。持有《船员熟悉和基本安全专业培训合格证》的人员可免除“安全常识”部分的培训和考试。
安全培训由海事行政主管机关认可的培训机构组织实施，当地海事行政主管机关按照海船船员专业培训监督管理规定实施培训监督管理、考试和发证。
施工船员和作业人员应随船携带“海上施工安全培训合格证明”，接受海事行政主管机关的检查。
第二十四条 施工船舶在施工项目结束后应将最低安全配员证明文件交还签发的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如参与山东沿海水域的其他施工项目，需按程序重新申请相关证明文件。施工船上已取得培训合格证明文件的人员应向施工所在地海事行政主管机关申请更新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明。
第四章 安全生产管理
第二十五条 项目建设单位与施工作业单位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要严格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暂行规定的通知》(鲁政办发〔2007〕54号)，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项目建设单位还应建立项目安全检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施工单位及分包单位进行安全检查，检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要求的情况。发现问题应要求施工单位按规定立即整改。
第二十六条 项目建设单位及施工作业单位应建立应对突发事故和险情的应急预案，并组织必要的应急演练。各种预案应向当地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备案，其中水运工程应急预案应同时向当地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施工作业单位应制定《安全及防污染措施计划书》，明确其作业时的各项安全和防污染措施，落实施工组织和安全管理责任。安全及防污措施计划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施工作业单位应建立气象、海况收集、预报通报制度，并根据施工作业海域通航环境、施工船舶或施工技术状况、施工工艺等情况，明确提出限定施工船舶或施工作业的气象、海况条件，及时传达预报和做出调度安排。任何施工船舶均不得在预报风力达到七级及以上时航行和作业。
(二)施工作业单位应建立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制度，加强对施工作业人员、施工船舶的安全管理和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安全意识，使施工船舶或人员(包括施工船舶船员和施工作业人员)熟悉相关的航路、航法、航行规则、信号规则，并掌握施工水域内与通航安全有关的水文、地质状况。
(三)施工作业单位应在施工区域设置相关的标示、标志，配备警戒船舶和警戒人员。施工单位还应为参与作业的船舶、设施和人员配备有效足够的通讯设备和AIS设备，以确保施工单位、船舶、设施、人员和海事行政主管机关间的通讯联络。(四)施工作业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清除其遗留在施工作业水域的碍航物体，不能及时清除的碍航物应当按规定设立标识。(五)项目单位对施工作业船舶所需的船舶停泊区、避风区，应明确划分和提出相关要求，并报当地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审核。
第二十八条 施工作业单位应建立安全信息通报制度，定期向建设单位通报安全生产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在通报建设单位的同时，还应报当地安监和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备案，涉及水运工程的重大事项还应同时报备当地交通主管部门。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项目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按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进行施工作业，并接受海事行政主管机关、交通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海事行政主管机关、交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部门是安全生产的监管责任主体，要严格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落实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鲁政办发〔2008〕22号)，切实履行好各自的监管责任。应建立联系协调机制，协商解决监管过程中的重大事项。
海事行政主管机关、交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部门和气象部门要建立自然灾害预报、预警、预防机制，严防因自然灾害引发安全生产事故。海事、交通、安监等部门应建立联合检查制度，在海事行政主管机关日常监管的基础上，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联合检查活动。
第三十一条 水上水下工程建设中的违法行为，由交通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海事行政主管机关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或情况之一的，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应责令正在进行施工作业的船舶、排筏和施工作业设施立即停止施工作业：
(一)应书面申请《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安全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而未取得，擅自进行施工作业的；
(二)所持《许可证》已失效，仍然进行施工作业的；
(三)未按《许可证》要求进行施工作业的；
(四)未按规定采取安全和防污染措施进行施工作业的；
(五)未按有关办法申请发布航行警告、航行通告即行施工作业的；
(六)施工作业与航行警告、航行通告中公告的内容不符的；
(七)施工作业水域内发生水上交通事故，危及周围人命、财产安全的；
(八)施工作业水域附近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海事行政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暂停施工作业的；
(九)处于不适航或不适拖的状态。
第三十三条 未按规定取得海事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可，擅自构筑、设置水上水下建筑物或设施的，责令构筑、设置者限期搬迁或拆除。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一)设置、拆除水上水下设施；
(二)修建码头、船坞、船台、闸坝，构筑各类堤岸或人工岛；
(三)架设桥梁、索道，构筑水下隧道；
(四)打捞沉船、沉物；
(五)铺设、撤除、检修水上水下电缆或管道；
(六)设置用于捕捞、养殖的固定网具设施；
(七)设置系船浮筒、浮趸、竹木排筏系缆桩以及类似的设施；
(八)进行影响水上交通安全的海洋及气象观测、水文测量、地质调查、科学研究等活动；
(九)清除水面垃圾；
(十)扫海、疏浚、爆破、打桩、拔桩、填埋、挖砂、淘金、采石、抛泥砂石；
(十一)救助遇难船舶，或紧急清除水面污染物、水下污染源；
(十二)其他影响通航水域交通安全或对通航环境产生影响的施工作业。
第三十五条 在通海水道或封闭水域进行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六条 依照本办法签发的各种证书或证明的有效期均为半年，到期未能完成施工的，可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不超过六个月的展期。
依照本办法签发的各种证书或证明，仅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有效。船舶施工作业完毕，驶离山东省行政区域前，应将上述证明文件交还签发的相关主管部门。
第三十七条 在山东省渔港水域内从事涉及通航安全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按照规定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 《山东省海上施工船舶临时性检验标准》、《山东沿海水域内河施工船最低安全配员表》、《山东省海上施工船员和作业人员安全培训纲要》由山东海事局会同有关部门印发。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