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革命遗址保护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延安革命遗址保护条例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三十五号)
（2001年6月1日经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延安革命遗址的保护，发挥延安革命遗址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延安革命遗址，是特指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凤凰山麓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场旧址、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旧址、岭山寺塔（延安宝塔）。
第三条 延安革命遗址保护工作应当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贯彻“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正确处理延安革命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
第四条 延安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延安革命遗址保护和利用纳入延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延安市人民政府和延安革命遗址所在地的县级、乡级人民政府负责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延安革命遗址。
第五条 省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对延安革命遗址保护工作依法实施监督和指导。
延安市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对延安革命遗址保护工作实行统一管理。
第六条 延安市发展计划、财政、公安、工商、文化、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国土资源、旅游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管理机构，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配合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做好延安革命遗址保护工作。
延安革命遗址周边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教育本单位职工、本组织成员保护延安革命遗址。
第二章 管理
第七条 延安市城市规划部门应当会同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商定延安革命遗址的保护措施，将其纳入城市建设规划。
第八条 延安革命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由延安市文物行政管理机构会同城市规划部门拟定方案，征得延安市人民政府同意，经省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备案。
延安市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应当设立延安革命遗址标志说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损毁、拆除延安革命遗址标志说明。
第九条 延安市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的规定，建立延安革命遗址记录档案。
延安市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延安革命遗址具体情况，设置专门机构或者确定专人负责管理，建立、健全管理责任制。
第十条 未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延安革命遗址。已经占用的，由延安市人民政府责令限期迁出，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延安革命遗址原状，不得在延安革命遗址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如有特殊需要，必须经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文物行政管理机构批准。
第十二条 延安市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应当做好延安革命遗址的抢救工作。延安革命遗址的建筑物、构筑物严重毁坏，需要在原址上重建或者迁移、拆除的，必须经省人民政府同意，报国务院批准。
在延安革命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其设计方案由建设单位报省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报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在延安革命遗址内拍摄电影电视剧和宣传资料，必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机构批准；获准拍摄的，不得使用危害文物安全的设备和手段拍摄文物。
第三章 保护
第十四条 在延安革命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应当与延安革命遗址的环境风貌相协调，不得危及延安革命遗址的安全；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设施；建设其他设施的，不得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废气、废水、粉尘及其他污染物。
第十五条 在延安革命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已有建筑物、构筑物，与延安革命遗址环境风貌不协调的，延安市人民政府应当作出规划，进行改造或者拆除。
第十六条 延安革命遗址管理、使用单位应当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对延安革命遗址及其地形地貌定期观察、监测，将有关情况载入档案；发现险情，应当及时抢救。
对延安革命遗址的修缮、重建情况以及相关环境的改变，应当作出文字记录，绘出图纸，列入档案。
第十七条 延安革命遗址除可以辟为参观场所以外，必须作其他用途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使用单位负责延安革命遗址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文物的安全、保养和修缮。不得损毁、改建或者拆除原有的建筑物、构筑物。
第十八条 禁止在延安革命遗址建筑物、构筑物上设置广告、标语牌，悬挂、张贴宣传品。
禁止在延安革命遗址保护范围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在文物、墙壁、碑石、橱窗上刻画、涂抹、留名、题字。
禁止在延安革命遗址保护范围内设立集贸市场。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延安革命遗址保护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
（一）爆破、开山、掘土、采砂、采石；
（二）改变地形地貌；
（三）擅自占用或者破坏划定保留的绿地、河流水系、道路；
（四）其他对延安革命遗址构成破坏的活动。
第二十条 延安革命遗址的修缮，必须遵循不改变原状的原则。
延安革命遗址的修缮计划和设计施工方案，必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审查同意，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
延安革命遗址修缮保护工程，应当接受审批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工程竣工时，应当经审批机关验收。
第二十一条 延安革命遗址修缮保护工程的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应当执行国家有关文物修缮保护工程管理的规定，保证修缮工程质量。
第二十二条 延安革命遗址修缮保护经费来源：
（一）国家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和中央有关部门划拨的专项修缮保护经费；
（二）省、市人民政府列支的延安革命遗址修缮保护专项资金；
（三）省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划拨的文物修缮保护专项经费；
（四）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资；
（五）延安革命遗址保护基金增益部分；
（六）延安革命遗址管理、使用单位上交的保护、维修资金。
修缮保护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擅自移动、拆除、损毁延安革命遗址保护标志说明的，由延安市文物行政管理机构责令恢复原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四条规定，在延安革命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未经批准擅自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的，或者新建、改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危及延安革命遗址安全的，由延安市城市规划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状，并处以该建筑物、构筑物造价的百分之三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规定，改变延安革命遗址原状，损毁、改建、拆除原有的建筑物、构筑物的，由延安市文物行政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延安革命遗址保护范围内的文物、墙壁、碑石、橱窗上刻画、涂抹、留名、题字的，由延安市文物行政管理机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在延安革命遗址保护范围内开山、掘土、采砂、采石，或者改变地形地貌的，由延安市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并按挖掘量每立方米处五十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单位被处十万元以上罚款，个人被处三千元以上罚款，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延安革命遗址保护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公布的在陕西省境内的其他革命遗址的保护管理，参照本条例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1年6月1日
丈夫传播性病给妻子涉嫌犯罪吗？
杨 涛
新婚仅十天，新娘就发现身体出现异常。两个月后，她被确诊感染了严重的性病。此时她才知道，新郎隐瞒了他有6年性病史、一直未能治愈的事实。悲愤之余，她发誓要追究配偶“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据悉，因被传染性病而追究配偶“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在国内尚属首次。（《成都商报》5月16日）
可是，这位新娘要追究新郎的刑事责任的道路却不是平坦的。她先到辖区派出所报案，举报新郎对她“故意伤害”，但值班警官称，国内从未有过婚内传染性病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先例，新郎的行为属于“道德范畴”，其可向其索要民事赔偿，不能立案；她在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法院收下材料后，但过了一段时间，又全都退还给了她，建议她“先民事后刑事”，其理由也是“此案存在争议”；最后她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看来，这位悲愤的新娘要达到其目在实践中却很难。在刑法中，有故意传播性病这一罪名，即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但这一犯罪的行为是发生在卖淫、嫖娼中，新郎的行为却是发生在婚内，并不符合。那么，是否可以以故意伤害罪追究新郎的刑事责任吗？哈尔滨市和石狮市的检察机关都曾经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批捕了为报复恋人，故意将性病传播给恋人的犯罪嫌疑人。在那二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报复的动机很明显。但在这起案件中，新郎明知自己有性病，但其没有报复动机，其只是与新娘结婚，过正常的性生活，因此要说他希望自己的性病传染给新娘就很难说的过去，这就说明其没有直接故意。但是，动机并不是犯罪的必备的要件，那么，新郎的主观方面到底是“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有性病而放任性病传染给新娘，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即明知自己有性病但轻信能避免传染给新娘呢？在我看来，这就要看新郎所患有的性病是否具有较高传染概率以及新郎是否明知有这种较高传染概率，如果这种性病有较高的传染概率，新郎也明知这种概率，则不管其出于什么动机，可以认为其是一种放任的心态，构成“间接故意”的故意伤害罪；如果这种性病没有较高的传染概率，或者有较高的传染概率但新?并不知道，那么只能认为他的主观心态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从报道上看，新郎明知自己患有严重的性病，且6年未能治好，其行为可能涉嫌“间接故意”的故意伤害罪。
但是，即使新郎的主观心态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但从报道来看，新娘患的是“生殖系统衣原体和支原体感染”，这是一种严重的性病，并且让新娘根治困难，这完全可以说给新娘造成了重伤的结果，我认为新郎的行为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
这起案件其实最应当引起关注的是关于婚内发生的各种侵害对方权益的现象。在传统的观念中，婚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即使非常严重，也通常被人包括一些司法人员认为是仅仅是道德问题。其实，法律与道德并没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夫妻的行为严重地侵害了对方的权益，就超出了道德底线，法律必须对其进行规范，在婚内虐待对方等等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近年来，一些司法机关对于“婚内强奸”的案件也作出过有罪判决，也充分体现了法律对于公民权益的保护。因此，我们认为司法机关应当打破传统的观念，在当事人控告前提下，并且行为人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形下，也应当行动起来，该立案的要立案，该侦查的要侦查。
个人博客：浩瀚法网 http://tao1991.fyfz.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