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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孙大鲲等人诉孙大成等人房产确权、继承一案的批复

1988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8）京高法字第76号《关于孙大鲲等人诉孙大成等人房产确权、继承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
经我们研究认为：该案双方争执之14间房产确系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之父孙兆骧1942年所购置。1951年重新登记房屋产权时，因孙兆骧表示过放弃产权，该房产权人改为孙兆麟、孙张氏，但不久，孙兆麟又将房产证及房屋归还孙兆骧，交其管理、使用。“文革”期间孙兆骧本人将该房交公。1983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时，房管部门退给的房租结算款也交给了孙兆骧。孙兆骧长期对房屋行使所有权。孙兆麟、孙张氏生前从未提出异议。据此，我们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即以确认该房产权归孙兆骧所有，由其五个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依法继承为宜。
此复

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孙大鲲等人房产确权、继承申诉一案的请示 （1988）京高法字第76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受理的孙大鲲等6人房产确权、继承申诉一案，因案情疑难，认识不一致，特向你院请示。
一、案情
孙兆骧（1984年2月死亡）于1942年在河南开封充任伪河南省政府民政厅主任课员时，与人合资经营粮店，购置了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6号及后院（大石碑胡同31号）房屋共计14间，产权登记在已去世的父亲孙诒谋名下，房产由孙兆骧的胞弟孙兆麟及二嫂孙张氏共同管理。1951年产权重新登记时，孙兆骧仍在河南工作，他当时向北京地政部门提交弃权书，声明：上述房产“系家父孙诒谋及二家兄兆骐（孙张氏之夫）恤金，经我弟兆麟经营行商所得利润留置，此房与我并无干，自无享受之权”遂将产权人改为孙兆麟（1978年去世）和孙张氏（1978年去世）平均共有。1951年8月，孙兆骧因历史问题被单位开除，由河南遣返回京，孙兆麟即把房产证交给孙兆骧，由其居住、管理、维修、收租。孙家亲友及承租人均认为产权系孙兆骧所有，在孙兆骧、孙兆麟的人事档案中，孙兆骧称自有房产14间，收取房租，孙兆麟称孙兆骧1942年买了一处房产，自己于1952年以前挪用过房租。“文革”中，孙兆骧将房产交公，1983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时，房管部门通知孙大鲲（孙兆骧亲生子，已过继给孙张氏夫妇为子）领取房租结算款八百余元，由孙大鲲交给了孙兆骧。因此，孙兆麟的子女孙大瑛、孙大萍、孙大成、孙大庄提出异议。孙兆骧遂于1983年11月诉至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产权为自己所有。一审诉讼中孙兆骧死亡，由其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承继诉讼，并追加孙大鲲为共同原告。
二、第一、二审及再审处理结果
第一审法院根据产权登记与契证手续及孙兆骧的弃权声明，确认产权人系孙兆麟、孙张氏。因孙兆麟夫妇、孙张氏夫妇已死亡，对上述讼争房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判决孙大鲲继承分得房产8间，孙兆麟及其妻阎淑琴（1953年去世）的子女即被告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共同继承房产6间。租金结算款865．60元归孙大鲲所有（已领走），所欠房产税48．09元及逾期滞纳金由孙大鲲负担。
原告孙大鲲等六人对一审判决不服，以孙兆骧弃权书系孙兆麟伪造为由提起上诉。
第二审法院认为，双方争执的房产，虽原为孙兆骧所购置，但孙兆骧所写的弃权字据属本人亲笔所写，并鉴定无误，嗣后并经人民政府确认产权转移为孙兆麟及孙张氏所共有，多年来，对上述产权转移的事实从未发生过争执，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大鲲、孙大鹏、孙大钧、孙大玲、孙大秀、孙大明6人对终审判决仍不服，以原理由提出申诉，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
再审中曾进行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中级法院认为：“房屋14间的产权应确认为孙兆骧所有，1951年孙兆骧所写的弃权声明内容含混不清，且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故不能采信。第一、第二审法院依此为据，将房屋确认孙兆麟和孙张氏所有，显属不当，应予纠正。鉴于孙兆骧现已死亡，其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但孙兆麟、孙张氏均对孙兆骧进行过较多的帮助，亦应分享孙兆骧的遗产。”据此，再审判决：撤销原第一、第二审判决；孙大鹏等5人分得房产6．5间，孙大鲲分得房产3间，孙大瑛等四人分得房产3间，另有门道1．5间归孙大鹏等五人与孙大鲲共同所有。房租结算款865．60元归孙大鹏等五人所有，所欠房产税48．09元及滞纳金由孙大鹏等五人补交。
再审判决后，孙大鲲、孙大鹏等6人仍不服，又以再审判决将房产3间判归孙大瑛等4人所有，与法不合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要求将房产全部确认为孙大鹏5人及孙大鲲所有。
三、审判委员会讨论中的两种意见
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中，一致认为再审改判所依据的“代位分享”的理由是站不住的，因为孙兆麟、孙张氏均先于孙兆骧死亡，主体早已不存在，不能再分享孙兆骧的遗产，其子女从法理上说，也不能“代位分享”，所以改判由孙大鲲及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分别“代位”分得孙兆骧的遗产是不妥的。对此，高、中两院已统一了认识，认为再审判决有误，应予纠正。但对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认定和处理意见有较大分歧。
（一）孙兆骧于1951年所写的上述房产弃权声明书是否有效。
第一种意见认为：弃权书的内容是虚假的。孙兆骧是由于自身的历史问题，对国家政策产生误解，违心所写的，不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仍应确认其为上述房产的产权所有人，孙兆骧去世后，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
第二种意见认为：弃权书是孙兆骧个人所为的有效民事行为，但房产是孙兆骧与其妻孙吴氏的共同财产，孙兆骧无权全权处置，故弃权只能放弃属于孙兆骧自己的产权部分，而孙吴氏的产权应视为没有放弃。
第三种意见认为：弃权书经鉴定确为孙兆骧本人亲笔所写，尽管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孙兆骧是因自己有伪身份，怕房产有被没收的可能，采取了规避的手段，但这种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已经过了30多年，他与他的妻子（1967年死亡）从未向有关部门提出更正，应视为孙兆骧妻子是默认的。因此，法律不能再予以保护，应当认为弃权书是有效的。
（二）产权证的效力。
第一种意见认为：解放后，产权登记时，孙兆骧弃权，而由孙兆麟、孙张氏登记产权，应视为孙兆骧的权宜之计，此后较长时间实际仍由孙兆骧行使管理权，故不应依房产证确定本案的产权的归属，而应从实际出发，认定为孙兆骧所有。
第二种意见认为：产权登记是国家对房产所有权的确认，经过三十多年孙兆骧夫妻从未提出异议，因此，应按契证确定产权人。
基于上述不同认识，审判委员会讨论中提出两种处理意见：
（一）确认产权属于孙兆骧所有，由其五个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依法继承。
（二）确认产权属孙兆麟、孙张氏共有，由他们的子女孙大鲲和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分别继承。
多数审判委员会委员同意第一种意见，当妥，请批示。
1988年4月11日